我們有“群眾運動”的傳統，表現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如“廣場舞”“搶黃金”“超前藝術”“天價炒作”“打雞血”……良莠并存。幾十年過去了，各種追求的“劇目”也如“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樣，演得差不多了。比如“收藏熱”經過幾十年的篩選，有許多人已經成“家”了?？喽U先生一生多磨難，一輩子盡幫別人鑒定了，自己沒錢，卻也有收藏，盡管都是當時不值錢的東西，收藏的品位卻很高。他也不在“收藏家”的名列，但對收藏文物自有觀點。

他說：“天下收藏文物古董有兩種藏法：一是富藏，二是窮藏。富藏好說，有的是錢，聽什么稀罕、瞧什么貴就買什么，一般賣假古董的多半是騙這種藏主，騙多了倒把人家騙成了內行，人家花大錢練成了鑒賞家；窮藏就是不憑市價貴賤，不盲目人云亦云，全憑自己的學識和鑒賞眼力去尋找藏品，這種藏法不必多花錢也能收來好東西?！?/p>

那么，什么樣的藏品是“好東西”呢？他有自家之見：“稀世之珍、名人手跡、三代重器、名窯瓷器之類，是人家皇上大內和富貴藏家的東西，好則好矣，只是老百姓們難得有緣染指。我們說的有些‘好東西’，不但是文物本身可珍可貴，更可讓子孫萬代看著它油然而生愛國之心，立不忘國恥之志，雖其身價不及大內珍寶，但其生發之長遠意義，當遠在大內珍寶之上，不可不留意收藏、仔細整理，可別任它們自生自滅，或塞在那里無人認識。”今且以他收藏的幾件小物件做個說明吧。

按：高其佩是自唐代王洽以指掌作“指墨”書畫以后畫史上最著名的指畫大師，尤以善畫云龍著稱。但其所作多為中、小幅，八尺大中堂極為罕見，此幅八尺之云龍中堂當為海內僅見。當年苦禪先生以剛領到的一月薪金買下此畫，興沖沖回家之時，發現家中已無糧米……

（一）咸豐官票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紙貨幣的國家。早在宋代就出現了稱做“交子”的紙幣，可用它在指定錢莊兌成銀錢。先父收藏的紙幣中有一張“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發行的“足色銀壹兩”的“戶部官票”，系用皮紙木版水印。幣背面有過手人的畫押與印信標記。先父曾不止一次地取出此票來給我看，并感慨良深地說：“自道光起到宣統遜位，咱們中國是個‘弱國無外交’的地位，哪個外國強盜都敢來打我們，每次來又殺中國人又割中國地，掠中國珍寶，可還要中國賠他們款，一賠就是以萬萬兩白銀來計！你知道，在前清，一兩銀子的價錢可比現在貴多啦！我小時候花銅子兒那年月可見不起銀子呀！要不然怎么一兩銀子也夠資格寫在銀票上，唉！這咸豐五年——1855年正是鴉片戰爭（1840年）國恥15周年紀念呀！”

（二）《好大王碑》

此碑建立于公元414年，屹立于鴨綠江我國一側的吉安境內。此碑甚巨，系火山巖制成，鐫刻文字甚多，是研究中、朝、日三國古代關系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貴史跡。但在國外，有少數“考古專家”曾對此碑文做出過不利于維護相互尊重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的片面解釋與“考據”。先父與同志者自然不能與之茍同，一直留意此碑之研究動態?？墒?，由于此碑發現甚晚（約清光緒初年），且碑體附著物很多，故極少好拓本，早拓且好的拓本而又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裝冊）者尤為稀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竊據東三省時曾完全壟斷了對此碑的一切權力，不準中國人與朝鮮人染指?？箲饎倮髢葢鹩制穑廊藷o暇顧及此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始將《好大王碑》并周圍古跡——古高句麗王室成員墓群等列入重點保護文物，除少數經有關部門批準后拓成的資料之外，再無私人拓本，故此碑拓本益顯珍稀。

對此碑，世間收藏古碑帖者多不重視以上內容，對其書法的特殊藝術價值也未給予應有的評介，甚而不列入名碑法帖之中。但先父自20世紀60年代初就留意搜集此碑的拓本與有關資料。在我們父子的努力之下，先后搜集到此碑整幅原拓本一套（四幅），系早期的“鍋煙子”拓本；裁裱成冊的原拓本一套（兩函四冊，其一有先父親筆題簽）；民國初年石印縮小本（整幅）一件（有先父親題）；民國初年石印中縮本（依裁裱本印制）兩冊，其一封面有先父親題，所題內容是：“近方研究《好大王碑》，巧遇縮小本，益感對校便利，幸甚幸甚！嘗謂北京為全國人文薈萃中心，茍致力諸學術，有所征求文獻資料，稍經常留心無不附合愿志者！辛丑（1961年）秋八月苦禪即識?！薄白滞暾?，尚少缺泐，或是初（‘明’字點除）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顛倒行誤等等，實則字行尚未甚殘泐也。燕兒購于廠肆。壬寅（1962年）正月禪記?！?/p>

先父多次說：“我一輩子多少次要親自去吉安看看‘好大王碑’，不光喜愛它古拙豐厚的書法，更關心它的有關內容……好好研究它，不但對發揚書法藝術有利，也對國家領土疆域歷史的研究有利。可惜我沒機會出關（山海關）啊！”我一直記住先父的這個未竟之愿。1992年，趁應邀赴渾江市講學之機，我造訪了久已神交的“好大王碑”，有幸被允許在大碑前留影，頓覺碑側不止我一人，還有教我“愛國至上”的父親。

按：周東邨是唐寅之師，而后唐寅成就與名聲大逾其師，甚而周東邨為弟子唐寅代筆方利于出售。有人問：“您的弟子為什么比您畫得好？”周答道：“因為他比我多讀了五車書?！保ò矗汗湃诵稳萦袑W問者“學富五車”）李苦禪經常講述這段故事，用以鼓勵學生們不僅在書畫上下功夫，還要多讀書，加深文化修養。

（三）古埃及文物

古埃及文物是何時何人最早帶到中國來的？這個問題是許多涉足史學者不易回答的。先父在40年代初亦留意此事。當時他了解到，清末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端方（陶齋）作為一位文化素養很高的外交官，曾利用出使各國的機會，不僅把許多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買回來，還頗有眼光地購回一些流散的外國文物，其中即有埃及的文物，還有他親手拓的埃及古石刻的拓本（須知當時外國人還不懂得拓印石刻技術）。

或是有緣，先父即從舊書肆中以少許書資購得陶齋攜回國的文物清單冊，系石青封面線裝本，簽題“陶齋所藏石刻”六字，冊內系朱絲欄本，手寫楷書有“前清……”字樣，足見系民國初之人所書。先父曾據此冊搜覓埃及實物數件，其中有清單所載“埃及小瓦人八個”之中的兩個，贈予徐悲鴻先生，可惜失于戰亂。有埃及石刻拓本數軸，亦失于“文革”浩劫。劫后幸存的尚有清單冊所載“埃及印十三件”中的一件，綠色蜣螂鈕古印，印面系古埃及文字。還有埃及古石刻拓片一冊（裝裱冊頁，楠木面底），冊末尾有端方自跋手跡，拓本中最精者，為一具石人的正背兩面之拓片。

先父認為，清末之時中國與埃及皆屬受外國列強凌辱之國，端方尚能于出使之暇不忘對古老文化的研究，不忘搜集流失的祖國文物，此功不可沒矣！他對埃及文物的流失不無慨嘆地說：“國家弱了，祖墳（金字塔）也叫列強們挖了！大件的人家弄走啦！小件的也弄到小市上亂賣啦，還叫文明古國嗎？”

（四）民國元年紀念墨

談玩古墨，多是講究“古”與“名”，區區民國年的墨是難以“入品”的。但先父很看重兩錠偶然之機用10元錢買來的民國元年紀念墨。此墨包金皮，正面是交叉的五色國旗與革命軍旗，下方有藏頭詩一首：“胡越一家，開我民國，文德武功，造此幸福。”橫念首字是“胡開文造”。墨的背面是革命軍在麗日之下升旗的威武場面，墨兩側文字是“中華民國元年”與“徽州休城胡開文按易水法制”。兩錠之中一錠是只包金皮而未及上色的半成品，另一錠已填色成品，下方少許磨掉一些，幸未傷及詩字。先父說：“此墨不可僅當墨來對待，它是了結封建歷史的一場大革命的紀念物，可惜這場革命好景不常，接著又是軍閥混戰，走馬燈地換總統，照樣雞犬不寧民不聊生……這‘革命’跟這兩塊墨似的，半拉子貨呀！等不及上色就紀念完啦！”

按：李苦禪早年即愛黃道周書法，晚年仍不時臨摹之，視其為一代大家。

（五）日寇紀念牌

李苦禪先生一生愛憎分明，立場堅定。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七七事變。平津立遭淪陷，當此國難當頭之際，苦禪先生毅然留在北平，并且參加了地下抗戰工作，成為“八路軍冀中軍區北平情報站”的一名情報員，以名畫家的身份作掩護，搜集傳遞日偽情報，發展抗日組織，轉移革命同志，為太行邊區的白求恩醫院購買急用藥品。這一切工作都隨時會遭到殺身之禍，但他不怕，因為他刻骨仇恨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

他存有一個日寇制作的“紀念牌”銅鑄鍍銀，直徑5.4厘米，重100克，正面浮雕為沖破八角邊兒的日寇戰機，下為華北的山岳長城與交通路徑地圖。文字為“支那事變紀念，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此牌背面是一個全副武裝、握著步槍的鬼子兵，正踏過象征華北農田的高粱和長城，地下俯臥著一位背著大刀的中國士兵。日寇的強盜氣焰十分囂張！苦禪老人向晚輩說：“這是敵寇的罪證，留著它可以不忘國恥！”

在我9歲的時候家父就帶我去逛地攤，踅摸著看些古舊東西，還給我講些相關的知識，當時由于家里生活很艱難，即使省吃儉用，也沒多少錢可以買古董。但是，當年“反封建”的社會風氣下，古物很賤，因為它們都是“封建剝削階級的東西”。所以，家父趁此良機在60年代之前買了不少好東西，如花20元買的明王鐸草書大條幅，花十幾元買的明黃道周、張瑞圖的草書條幅、唐寅老師周東邨的山水，花25元買的清中期全硬木雕云龍牙子八仙桌，最貴的是花了一個月工資買的清乾隆年指畫大師高其佩的巨幅中堂《云龍圖》……印象中家父的書畫等古董收藏品有200多件。在古書被當成包裝紙和廢紙處理的年月，又收藏了數百種書籍和500多種古碑帖拓本，時常拜讀觀賞，又拿予學生當教材來宣講。可惜的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多被“造反有理”者們抄掠，幸而“文革”結束后，尚有一些從抄家物資庫中和抄沒國賊康生的家里認回，上面所提到的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父親仙逝后，母親李慧文代表全體親屬，將劫后幸存的家存字畫文物與父親的最大幅作品以及各時期作品等400多件無償捐獻給國家，永存于濟南趵突泉公園內的李苦禪紀念館內，長期陳列與眾共享，因為苦禪老人常說：“文化人收藏文物一是為了系統保存它，勿令失散，被不懂其價值者毀壞。二是為了用作自己摹習的教材，咱不是開古董鋪的，不為待價而沽轉手獲利。將來的歸宿還是國家，國家有條件保管，又能展覽給群眾看，看看咱們祖先的高超文明?！崩先擞殖Ｕf：“什么叫文物？文化人創造之物就是文物，它未必都值錢，曹先生的《紅樓夢》沒寫完，就窮死了！一篇手稿都沒留下來，日后連手抄本都值大錢，后人才發現它有價值，咱說的價值是文化價值。”

此外，苦禪老人也認為：“有些古字畫并非真跡，它畫得好，價錢很賤，也可以買來當學習資料用。有的碑帖原拓本很貴，但翻刻本挺不錯，比如《晉唐小楷帖》《吳天發神讖石刻》《漢婁壽碑》等也可買來觀賞摹寫，尤其是不少古石碑早已毀了，后人又依原拓本摹刻，又讓它傳世數百年，這種拓本也很珍貴，極有文脈價值，但有人把這叫‘贗品’，咱沒當真跡、原拓本去賣，咱叫它教材。特別是善本書極貴，我只買翻印的、影印的，目的是為讀它。更有些文人沒錢出大本套、好木版、精刻工的書，只出些小本的刻工一般的書，只印百十套分送知音同好，價很賤，但內容都很有特殊意義，絕非《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類可以替代，為了治學，我挺愛搜羅這種不值錢卻有文明價值的書?！?/p>

我今年74歲了，頭一次賤價買文物是在9歲。我家住處離朝內大街不遠，那里曉市地攤不少，雜七雜八什么東西都有，也不講究分類。一天我發現有一個破爛手卷，打開一看是書法，寫得挺好，我想買回去當字帖摹寫，一問價“五千塊”（合新幣五角），我說：“我是個孩子，兜里只有兩千。”對方說：“拿去吧！”于是興沖沖捧回家來，父親一看樂了：“這是宋朝大書法家黃庭堅的呀！但它是清中前期的鉤填本，如果原先的真跡沒了，它可是僅次真跡一等呀！我拿給你齊爺爺看，他老人家準喜歡！”幾天后，父親從白石翁那里取回了此卷，一看，齊翁在卷首處題寫了四個篆書“山谷墨妙。壬辰九十二歲，齊白石題”。鈐印“悔烏堂”“白石”與“齊璜之印”。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參與制造的文物”，不亦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