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過戒尺、打過“龍鞭”，本來有很多逃離的機會，今年上高中的女孩吳耐（化名）說起在南昌豫章書院一年的日子，感覺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噩夢，嘆了一口氣：“有逃跑的機會，可是能去哪里？”

據(jù)報道，經(jīng)南昌市青山湖區(qū)多部門聯(lián)合調查，網(wǎng)帖反映的南昌市豫章書院存在的罰站、打戒尺、打“龍鞭”等行為和相關制度屬實。在輿論壓力之下，豫章書院申請終止辦學、注銷辦學資質。目前這一申請已被核準。

學生和家長難以逃離的豫章書院

遭遇過校園欺凌、不喜歡上課，甚至嘗試過離家出走，在別人眼中，吳耐是一名典型的“差生”。自打她記事之后，父母一直忙于生意，沒有太多的精力管她。

“父母在網(wǎng)上查詢發(fā)現(xiàn)南昌豫章書院，我也同意去看看。”她一家從浙江遠赴江西，到了書院，同學都很熱情。可是簽完合同，父母離開后，吳耐發(fā)現(xiàn)人們都冷淡下來，一切與之前看到的不一樣。

上午上課，下午訓練。有人頂撞老師或者沒有按照規(guī)定時間集合，都會遭到集體體罰。圍繞操場跑圈是常事。剛去兩個月，吳耐作為新生經(jīng)常受到欺負，絕望之時，砸碎練習茶藝的杯子，準備用陶瓷片割腕自殺，未遂。同學告訴了老師，她遭到懲罰。

“我因此被打了20‘龍鞭’。”吳耐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校期間，同學間相互監(jiān)督，如果有人吃零食，報告老師者就可以減輕處罰，“同學關系就像《后宮》一樣，沒有人能信任”。

之后，吳耐還因為頂撞老師，被關了幾天煩悶解脫室——“小黑屋”。具體天數(shù)，她也不知道，失去了時間概念，她最后只能選擇服從學校。

吳耐也和父母哭訴過自己的遭遇，學校卻跟她父母說，教育要有一定的時間才有效果。吳耐也曾保證自己“出去”之后一定好好學習。她稱，學校老師卻不同意，理由是學習成績本來不好，初中的課程落下了，怎么能學好？

被問及為何不回到老家縣城上學？吳耐不情愿，一方面怕再次遭到欺負，另一方面也怕別人知道自己從豫章書院回來，被貼上標簽，害怕別人嘲笑。盡管有逃跑的機會，她坦言不知道該去哪里。從豫章書院回來之后，她被診斷為重度抑郁，常常做夢回到學校，直到最近媒體報道，她才敢站出來說出自己的經(jīng)歷，覺得這是一種解脫。

“我的父母（在教育上）沒有主見，豫章書院就是他們的救命稻草。”如今，她的父母也很后悔，但是吳耐還是選擇原諒，“不能說他們不愛我，只是愛我的方式不對！”

據(jù)了解，與吳耐一樣，豫章書院的大部分孩子都是被父母送來的。

學校和家庭“生病”卻讓孩子“吃藥”

“學校和家庭‘生病’卻讓孩子‘吃藥’，本質上是家長對孩子管教能力缺失。很多孩子在學校得不到正常的引導，病急亂投醫(yī)。”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姚建龍關注到豫章書院的問題。

姚建龍認為，無論是專門學校還是普通學校，任何形式的未成年人教育機構都不能體罰和虐待學生。法律規(guī)定就是底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一條明確規(guī)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的教職員工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

在姚建龍看來，很多國家對未成年人暴力實行零容忍原則。任何名義的暴力管教都是被禁止的。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認為，孩子不打不成器，對于管教孩子，現(xiàn)行法律對于家長還是留有一定的空間——法律禁止家長虐待孩子，但沒有明確禁止體罰。

學校的老師是不是有懲戒權？在姚建龍看來，表面上是沒有的，但是實際操作中老師不可能不管學生。豫章書院的案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就是，老師懲戒權的邊界在哪里？法律的界限比較模糊。

“我反對把有網(wǎng)癮、心理問題、品德不佳和學業(yè)不良的學生納入類似豫章書院這樣披著專門學校外衣的機構進行干預和矯治，這些本來就是普通學校該管的。如果學生有嚴重不良行為，符合法定條件，才可以進專門學校。”姚建龍認為。

他指出：“家長應該承擔起監(jiān)護責任，不能把管教孩子的責任丟給類似豫章書院這種學校。這類所謂的學校、書院更不能為所欲為。”

姚建龍堅持，應該嚴禁成年人在“為他好”的名義下，去傷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所謂“差生”，為什么父母管教不了？姚建龍指出：“這是學校的管理能力和家長的教育能力有問題，是成年人的無能。不能因為學校和家長出了問題，用讓孩子‘吃藥’解決，這是基本常識。”

如何教育家長？他觀察到，國內(nèi)一些地方已經(jīng)推行了強制親職教育，也就是教父母怎么履行家長職責，做一名好家長。

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孫宏艷看來，與其說孩子“生病”不如說“教育生病”，如今學校和家庭教育中，只是關心孩子的分數(shù)。

所謂的“差生”是天生的嗎？她做過“網(wǎng)癮”孩子的研究發(fā)現(xiàn)，很多孩子先是現(xiàn)實的“失敗者”，之后才有“網(wǎng)癮”，而不是相反。

如今的學校與家庭的合作，看似實現(xiàn)無縫對接，實際還有很多問題。孫宏艷認為，家庭成了孩子的“二課堂”，家長也成了孩子的“二老師”。她做了相關調研，家長最關心孩子的問題，始終是學習成績，健康排在第二位。這背后是教育觀出現(xiàn)了問題。

傳統(tǒng)文化教育就是體罰性教育嗎？在孫宏艷看來，傳統(tǒng)文化的因材施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觀念，就是發(fā)現(xiàn)每個孩子身上都有長處。如今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一定要在《兒童權利公約》之上，比如父母要對兒童成長負有首要責任、保護兒童免受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

建立“差生”轉化教育體系刻不容緩

有識之士就指出，我們的教育改革，應將“差生”的轉化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他建議，對“差生”的幫扶，不妨利用退休老師資源，建立學生發(fā)展中心，點對點地診斷、關愛和幫助這些孩子，避免標簽化。同時借鑒香港地區(qū)的經(jīng)驗，駐校社工普及率已經(jīng)達到了100%，經(jīng)費由政府保證。目前，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學校也在試點住校社工的探索，未來應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

駐校社工在基層如何運營？滴水公益在貴州農(nóng)村開展了駐校社工試點。項目主管黃春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們在現(xiàn)有教育體制下，探索社工幫扶有校園欺凌行為、自殺傾向和網(wǎng)癮的孩子，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們邀請了愛打架的學生，做我們的反校園欺凌海報宣傳的模特。”滴水公益駐校社工吳煥琳介紹，雖然效果如何不好評測，但是至少讓孩子知道什么是校園欺凌，一旦遇到就應該報告給老師和社工，同時讓這些“差生”去掉身上的標簽。

除了家長老師，孩子遇到問題應該向誰求助？“可以撥打12355求助，共青團整合了社工和專家資源，可以幫助遇到困難的孩子。”姚建龍支招，“12355”青少年服務臺是共青團設立的青少年心理咨詢和法律援助熱線電話，由各級共青團組織建設和維護。

有不愿具名的業(yè)內(nèi)專家表示，如果豫章書院按照教育規(guī)律辦事，本可以起到拾遺補缺的教育功能。民間若成立高水平專門教育的機構，就可以實現(xiàn)對公辦教育的有益補充，解決大家頭疼的“差生”轉化問題，類似的豫章書院可以成為一些家庭彌補教育不足的地方，類似的悲劇或將避免。我國應出臺詳細的教育標準，規(guī)范民間力量進行辦學，幫助所謂的“差生”，這不是一句空話。

這位專家繼而指出，目前，我國教育經(jīng)費占GDP比例連續(xù)幾年超4%，把有限的國家資金要花到刀刃上，解決“痛點”問題，“差生”轉化工作應該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