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 鄭必堅

正值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閉幕,全黨和全國人民熱烈擁護黨的十九大,努力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際,復旦大學舉行“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論壇,并成立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具,值得祝賀。

在這里,我愿以“一帶一路”和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為題,談三點看法,就教于各位。

(一)當前,經濟全球化正處于重大轉折的十字路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并不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終結或逆轉,而是意味著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經過近40年發展,正呼喚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到來。這就是“一帶一路”宏大構想得以“應運而生”的歷史起點。

當前,我們面臨一個矛盾交織、沖突頻發、不確定性上升的世界。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全球范圍生產力發展和治理體系滯后的矛盾產物。

從世界經濟的長周期來看,發端于上世紀70年代的這一輪經濟全球化,至今40年。這輪經濟全球化的廣度、深度以及由于矛盾積聚而產生新動能的力度,都是空前的。一方面,全球生產力大發展,全球生產要素大規模流動,科技革命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新興經濟體進入世界市場體系而釋放出巨大能量,改變著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全球范圍的財富集中導致全球范圍的兩極分化,虛擬經濟失控、宏觀調控失靈、公共品嚴重短缺,全球治理機制跟不上全球化步伐的問題凸顯。40年經濟全球化,40年經濟大發展;40年經濟全球化,40年問題大積累。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

如何對待經濟全球化矛盾運動的兩重性,反映在大國戰略選擇中,呈現出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倒退的、封閉的、排外主義的逆全球化路線;一條是前進的、開放的、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把經濟全球化經由一個過渡期而推向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路線。

當前,某些發達國家陷入困境,如增長停滯、債臺高筑、種族沖突、政治動蕩,表面上看與外部因素有關,實質上是這些國家的改革發展長期停滯,甚至抱著冷戰時期內外政策不思進取的結果。其中的一些人不僅看不到西方制度本身的問題,反而把這些問題歸咎于新興經濟體崛起和外來人口增多,歸咎于開放的世界市場體系。他們企圖從保護主義、排外主義甚至種族主義中去尋找政策工具,從意識形態對抗、軍事遏制戰略中尋找出路。這不僅不可能找到出路,而且只能是走向絕路。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論壇演講中所指出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

面對這樣一個歷史轉折的十字路口,習近平主席還指出,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正是在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中國倡導一條促進而不是促退、開放而不是封閉、包容而不是排外的全球化路線。主張要通過社會生產力包括存量和創新的合理布局,通過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的合理結合,通過全球治理優化和經濟政治秩序的系統改革,這樣一整套“三通過”來深化利益交匯點,構建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全方位利益共同體,進而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由此而來,“應運而生”的就是“一帶一路”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