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計劃建設“高精尖”創新中心19個，上海“高峰高原”學科建設計劃打造21個高峰學科，廣東省為“高水平大學打造計劃”投資150億元。區域計劃出臺背后，高教強省競爭日趨激烈。

“2014年985高校校均經費45億元，其中財政撥款占46%，科研經費27%，資源主體是由國家配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光禮表示，“‘雙一流’強調國家行為、政府主導將不會改變。但是以績效為杠桿、引入競爭機制必然會引導各省區市、高校制定獨特的發展戰略，加強決策的科學性。”

高等教育大眾化也是院校研究發展的動因。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2015年為40%；2002年校均學生規模6471人，2015年達到了10197人。“早期高校的高教所、改革與發展研究室的職責范圍其實就是院校研究，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高校領導者產生了應對管理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等問題的決策支持需求，這也是世界高教發展的普遍規律。”江蘇師范大學教授蔡國春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院校研究的增長點，是以問責制為背景的教育教學質量改進和辦學績效研究，以生源市場競爭為主線的學生特征、學生滿意度、學生學習與發展研究。

大數據為院校研究提供新維度

怎樣區別好課、水課？傳統上，學生期末都會填一份課程滿意度調查，對課程及授課老師進行評價。但由于個人因素以及選課動機的不同，課程的客觀效果很難測量，也無法為教學改進提供方向性建議，大數據方法的引入為評估提供了可能。

針對通識課的教和學，復旦大學高教所進行了大數據分析。該所副研究員陸一舉例，由于學習是師生共擔的行為，對通選課高能教學指數和學習投入指數兩個維度進行了量化分析，前者反映教師教學質量，后者反映學生學習投入。“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學生對教學質量的評價要遠高于自己的學習投入，前者平均分在八十左右，而后者只有四五十分。67%的學生臨時抱佛腳，15%的學生無論平時還是考前都只花很少時間。教學指數和學習投入指數都很低的，‘水課’就比較多。”

因此，激發學習投入、提高學習的意義感是通識課質量提升的重要因素。“對經典好課如‘《理想國》導讀’‘社會科學經典導讀’的調查，可以發現，學習投入明顯高于平均值。因此，對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要有不同的授課方式，讓學生理解知識點的意義。”陸一表示。

“哪些是水課，哪些是好課，有哪些不同類型的高能課程。學習分析可以提供自我診斷的支持，也有助于事后改進。”陸一說，“這也是院校研究可以積累數據，持續激勵改進的動力。”

學術品質與應用價值須平衡

對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期望，社會大多寄予對高等教育實踐的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但長期以來，高等教育研究與高等教育實踐“兩張皮”的現象仍引發關注。

美國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常桐善指出：“院校研究機構是大學管理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職能是為大學決策提供實證性研究依據。”

“內部咨詢應學校行政部門需求，看重是否解決實際問題。高教研究則看重方法創新、普遍規律。二者之間的耦合，意味著高校決策者由經驗決策走向循證決策、科學決策。”同濟大學高教所講師張端鴻說。

武漢文華學院院長劉獻君指出，院校研究要處理好服務領導決策與服務學生成長、機構的行政性與研究的學術性、數據分析與質性研究的關系。“研究范式要由重演繹、綜合、普遍、理論轉到重歸納、分析、特殊、實踐。大數據為院校研究的開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要通過數據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為決策提供支持。”

(本報記者 劉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