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開朗琪羅《最后的判決》

每一個去了梵蒂岡的人都一定看到了享譽世界的西斯廷教堂壁畫。在最近這二十幾年去的人們一定會對壁畫明快的顏色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許他們并不知道，這明快的顏色正是一場歷經二十年的修復工作的成果。在開展修復工作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米開朗琪羅并不是一位色彩主義者，因為他的作品大多顏色暗沉。而最近的這一次修復顛覆了人們的看法。

在修復的過程中引起人們關注和爭議的其實并不僅僅是壁畫的色彩，還包括了壁畫的內容。在經過修復后的壁畫《最后的判決》（Last Judgement）中，各類人物都或多或少在他們的敏感部位有一塊恰到好處的微妙的遮羞布。這些遮羞布在這幅大型作品中并不顯得突兀，也似乎沒有對畫作主要內容產生任何影響。很多時候，它們被觀者理所當然地接受為作品固有的一部分。然而，這些遮羞布實際上并不是出自米開朗琪羅自己的手筆，而是后世畫家添上的。

對于藝術來說，教會提出宗教藝術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傳教，也就是將宗教故事以視覺的形式表達，以讓人們能更好的了解圣經傳達的精神和教義。因此，宗教藝術必須正確、清晰、恰當地表現描繪故事內容。這恰當性就要求宗教藝術能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裸體。于是在西斯廷教堂里的米開朗琪羅的作品首當其沖被要求整改。當時的風格主義畫家便為作品中被認為‘不雅觀’的人體部位添上一些遮羞布。

在大多數作品中，這些‘遮羞布’并未對原本畫作的內容產生影響。再次以《最后的判決》為例。現世的人們看到這幅作品首先仍然能認出這幅作品表現的是到世界末日這一天，曾經去世的人們將會從墳墓中重生，接受耶穌的審判。他們中曾經為善、信仰虔誠的將升入天堂；曾經為惡、信仰不虔誠的將被打入地獄。在這個作品中，遮羞布并沒有改變這個故事的內容，或其影響力，它們的作用僅僅局限于遮羞而已。

在最近的這一次修復過程中，各個相關領域的專家們就是否要一并去除這些后世‘畫蛇添足’的筆觸，還原米開朗琪羅作品爭論不休。很多修復委員會成員都贊成刪除，然而在一片贊成聲中，有一個有力的反對聲音。委員會其中一個成員說：“我們不可能重寫歷史，我們也不應該重寫歷史。后世添加的內容已經成為了壁畫歷史不可否認的一部分。這些內容展現了不同時期不同藝術家對于社會和藝術不同角度的關注。他們不應該被蔑視，而是被尊重。”

這番討論正好體現了近代藝術史的一個關注點。雖然藝術史作為一門學科具體的開始時間非常模糊，但是藝術史對于歷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一條清晰明確的線索。這條線索的各個時間點就是重要的藝術運動，如文藝復興、印象派、立體主義等。這些運動中被大量記錄的毫無疑問就是我們印象中的那些“大師”們，而這些大師往往是白人男性。不難發現，在藝術史學家挑選和刪減的過程中，藝術史被刪減成了整潔的，反映了人類進步的線性敘事書卷。近代藝術史學家們開始反思：藝術史首先是歷史。歷史應該是整潔無叉枝的么？歷史一定是進步的么？在記錄的過程中，那些被遺漏的藝術家們是否也有他們自己的貢獻？藝術史的研究是否不應該局限于那些所謂的影響了大局的“大師”們？由此藝術史學界掀起了一股“拯救被埋沒的藝術家”的浪潮。這個浪潮存在的必要性和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但是這個浪潮在學界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的合理性是另一個需要再討論的課題。

在梵蒂岡壁畫修復這個事件中，支持刪去所有后世添加物的專家們很明顯認為米開朗基羅作為一個藝術家是超越為他添加筆觸的那些風格主義藝術家的，所以他的畫是最重要的，是需要被完全還原的。后世藝術家的筆觸不如米開朗琪羅這位大師原本的畫作重要，所以應該被毫不猶豫的犧牲、刪除。這些意見正好體現了傳統藝術史學界的局限性。而那位提出反對意見的專家正是站在一個尊重歷史的角度，提出應該完整體現歷史本身，而不是執著于“大師原作”這個狹隘的命題。

拉斐爾《帶金翅雀的圣母》

藝術史中的故事總有些離奇，就比如這幅《帶金翅雀的圣母》（Madonna del cardellino or Madonna of the Goldfinch）的歷史。這幅畫大概是拉斐爾于1505-1506年間完成，并作為結婚禮物送給了畫家的朋友Lorenzo Nasi。不幸的是，僅僅41年后，發生在佛羅倫薩的一次地震將它和Nasi的房子一起震碎。雖然很快人們就將17塊碎片重新釘在一起，但損壞的痕跡非常明顯。

讓人感慨的是，最近在這幅畫的老家佛羅倫薩Uffizi博物館即將展出的不再是古老的復制品，而是歷經10年用高科技手段修復成功的真品！畫里，圣母瑪麗、幼兒受洗約翰和耶穌構成規則的幾何圖形——一個幾乎等腰的三角形，但沒有影響三人自然的姿態。圣母瑪麗手拿一本書象征智慧；受洗約翰手中的金翅雀象征耶穌將要承受的十字架酷刑，約翰是在向耶穌警示他的命運。

修復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將500多年來聚積在畫上的灰塵去掉，還它本來的顏色。下圖就是修復的成果，改變了很多。不知道那些再次看到這幅畫的人們有沒有驚艷的感覺，不管怎樣，這段歷史讓這幅畫更加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