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藏的物質價值上說，豐子愷陸續收藏的“破舊的瓶、罐、碗、缽”，確乎顯得有點兒“一文不值”，但在豐子愷本人看來，卻是“如獲至寶”。為何？這是因為他收藏的目的，在于“為寫生服務”。故而，見瓷器店里積滿灰塵的破舊且漏水的花瓶“挺入畫的”，才歡歡喜喜將其收入囊中；見鄰居家藍色直口的小酒杯“造型簡潔明快，上面還有古樸的花紋，素雅的樣子相當適合寫生”，才不拒贈送。

人們會問：難道能夠被用來寫生的，就非這些破舊的“瓶、罐、碗、缽”不可？盡管我們不可否認這些破舊藏品其獨特的藝術表現形態，但我相信，比這些破舊藏品更富藝術魅力的藏品，應該是多的去了。既如此，那么，豐子愷何以舍“好”棄“貴”而求“破”盼“舊”呢？畢竟，收藏的檔次高一點，既能利于寫生，更能期待更大的增值空間。然而，終須知道，青年時代的豐子愷或許也是一個兜里沒有多少錢的人，因而才會選擇這樣的收藏捷徑。更何況，這些破舊的“瓶、罐、碗、缽”，除了具有獨特的審美特點外，因更具備真品的屬性，因而也更富有收藏價值——至少從供寫生的角度和欣賞文化藝術的價值上說。

豐子愷先生收藏“瓶、罐、碗、缽”的經歷，對于我們當下這個漸漸龐大的收藏隊伍而言，當有不小的啟示，比如，收藏一定要與自己的興趣相契合，收藏自己喜歡的才是最有價值的；再比如，收藏要與藏品背后的文化相融合，藏品的物質價值可以低點但文化含量必須夠高；又比如，收藏也要與自己的經經濟實力相結合，不妨先從收藏一些低端的某一類的藏品做起。

可以收藏的范圍實在是太廣泛了，像玉器、陶瓷、家具、雜件等都是，加上時空的因素，其種類及其數量更是龐雜。因此，誰也不可能包羅萬象而將其收齊收全。因此，一旦涉足收藏，最好是與自己的興趣愛好結合起來，這樣就容易入門，也就可以避免走彎路，且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畢竟，玩收藏我們也還得講究“樂價比”——亦即藏品價格、藏品內容與為收藏者的內心換來滿足感的比率。

盡管玩收藏者很難免俗，多少都會有對于物質價值的考慮，但對真正玩收藏的藏家而言，更應該將目光聚焦在其文化價值上，可以說，藏品的文化價值升值空間愈大則收藏愈有意義。想起阿英不僅是我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還是一位著名的藏書家。他一生著述頗豐，包括小說、戲劇、散文、詩歌、雜文、文藝評論、古籍點校等共有160余種。他一生愛書，只要手里有錢，就要到書市去買書。蘇、浙一帶的書價低，罕見的書也多，他便常常前去訪書。有時一兩天，有時七八日，沿途每到一地必先訪書。1936年4月他為訪書專程去杭州、紹興、余姚、寧波等地跑了一個星期，收了700余冊小說。新中國成立后，阿英陸續捐獻給國家相當數量的珍貴圖書。在1954年12月26日阿英一次性捐獻明版書7冊，1956年他又一次捐獻明、清善本書75冊。阿英之所以收藏“罕見的書”，是因為他知道這些書籍的珍貴，這些珍貴書籍里無可替代的文化含金量。尤其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所呈現的巨大的文化價值空間，當不言而喻。是否可以這樣說呢？其的捐書行為，更是從另一個側面詮釋了附著于這些書籍內里難以估量的文化價值。

有人說，收藏這一行是屬于“有眼力，有實力，有魄力”的藏家們的活兒，此話沒有錯。但對于任何一位成功的藏家來說，其成長必有一個從小到大、從低到高的過程，換言之，其總是從弄懂弄通某一種類甚至某一個小類開始，進而再循序漸進的。難怪，一些大收藏家、大鑒賞家總是告誡初入門者，千萬不要一上來就去接觸“高大上”的藏品，更不可隨便出大額資金收藏自己根本看不懂的藏品。因為在這個波詭云譎的收藏市場，一出手就意味著出丑。譬如，你要玩古代的越窯青瓷，則不妨從收藏古窯址的青瓷碎片開始，因為碎瓷片少有假冒的，碎瓷片上就有你需要了解熟悉掌握的諸如瓷土成分、造型工藝、釉色差異、燒窯方法、年代特點等訊息符號，你真能在與藏友加強交流，向有經驗的藏家、專家討教的基礎上，將這些碎瓷片看熟了，看透了，看懂了，那么，當一件完整的古代越窯青瓷呈現在你的面前時，相信你一定能夠鑒定其真假，并準確說出其器型名稱及其出產的年代。

而今，收藏市場魚龍混雜。尤其是當一些藏家為追求自己的“發財夢”而賣房子、借巨款鋌而走險，結果“雞飛蛋打”時，聞之，筆者在“哀其不幸”的同時，也不免“怒其不學”。記得收藏家、鑒賞家馬未都先生說過：“古代藝術品與當代藝術不同的是它是一個恒量，且不斷在減少。但古代藝術品收藏的門檻很高，如果沒有很好的文化知識背景和鑒別能力，很容易遇到贗品，因此收藏背后真正的是文化較量。”是啊，對廣大藏家來說，收藏之地并非人人可以發財之地，再說，“撿漏”時代也早已過去。不學習積累，不武裝自我，你就始終跨不過那高高的文化門檻。跨不過門檻，又何談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