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秀蘭拿著記滿保健品公司聯系方式的電話本。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景爍/攝

和保健品作了兩年斗爭，黃秀蘭還是沒能徹底和它們“一刀兩斷”。

她換了手機號碼，見到發傳單的保健品推銷員轉頭就走，扔掉了藏在柜子里、床底下花花綠綠的瓶瓶罐罐，面對沒有“藍帽子”(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保健食品標志——記者注)的山寨產品，不管吹得再天花亂墜，也不再動心。可她每天口服的保健品從4種慢慢變成了10種，每一份都要幾千元。

曾經，在一檔電視上的廣告里，她看到正襟危坐的專家講述一款治療風濕病的噴霧劑“是三代祖傳秘方”。老人篤定，“電視里出現的東西總不會是假的吧？”隨后就下了單。后來在新聞報道中，她才知道這個節目里“正正經經”的專家就是某話劇團的臨時演員。

從1998年第一次接觸老年保健品到現在，這位浙江大學的退休心理學教授說自己為此花費了差不多40萬元。如今，她不僅以親身經歷寫書，揭露老人買保健品的4種心理，還作為“幡然醒悟的打假斗士”上了電視節目。

黃秀蘭開始總結起保健品公司“忽悠”老年人的套路，再也不拿起那個記滿保健品公司電話的黑色電話本。但生病的時候，還是那些推銷保健品的“小陳”“小王”最管用。前不久黃秀蘭住院，近 10位保健品公司的業務員爭相前來探望，有時候還會主動幫她洗衣服。

除了寫書，黃秀蘭還在某個每月舉辦一次的健康訓練營做講師。她總是樂呵呵地站在講臺上，講解“老年人心理健康”話題，但講座結束，主辦方也會適時地推薦自己公司的系列產品。

在類似的講座上，黃秀蘭也曾做過觀眾。最初，因為看著同校一位已過耄耋之年的教授行動敏捷，黃秀蘭開始效仿對方吃蜂膠。后來老伴被診斷出了癌癥，一碰到和“癌”相關的字眼，黃秀蘭的神經都是緊繃的。但凡是和防癌能沾上點兒邊的產品，她“能買的都買”。買得最兇的一年，黃秀蘭一共拿回10余種保健品。

號稱專門給領導人調養身體的“紅墻名醫”推薦她買過“植物甾醇”，宣傳可以“起死回生”的蚯蚓提取物口服液也曾被她提回家。從幾毫升就要上千元的營養口服液，到6萬元一臺用于汗蒸的“頻譜屋”，還有一療程10萬元的“松珍”膠囊，都出現在這位退休老人的購買清單上，其中最夸張的要數宰殺好的整只藍孔雀。

一開始，黃秀蘭也不覺得買保健品有什么錯，“我們經歷過槍林彈雨，想買點保健品怎么了？”廣東省臺山市人黃秀蘭從小在廣州出生、長大，抗戰時廣州淪陷后隨家人搬回老家上學。小學四年級班里30個同學，男生餓死了12個，剩下的女生幾乎全嫁到了附近幾個能吃飽飯的村子。

說起這段歷史，黃秀蘭的眼淚嘩嘩往下流。她記得清楚，自己的公公，一位被戰爭雕刻得滿身槍眼兒的軍官，暮年站在家鄉拔地而起的一排排高樓下感嘆，“我現在還不想死”。

起初，她只是想為老伴的病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之后就是瘋狂地給自己打起“預防針”——除了防癌，還要控制自己的高血壓和糖尿病。這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畢業，翻譯過《維果茨基全集》的老教授覺得自己 “還算理智”：“就按找上門來的產品來說，如果不加選擇地買，那100萬元都有了。”

黃秀蘭購買的保健品，近一半都來自一個叫小劉的推銷員。小劉剛和黃秀蘭接觸上就熱情得很。“下雨了，阿姨不要出門”“最近身體怎么樣”……每隔兩三天就會主動打電話問候。

那時，老伴去世后，才搬到廣州不久的黃秀蘭“六神無主”。她和大女兒及女婿生活在一起。白天，孩子們上班，她就在屋里看資料，洗衣，做飯，經常“傻傻愣愣”，不喜歡和身邊的老太太拉扯家長里短，對樓下唱歌跳舞的老人團也提不起任何興趣。

她躲避身邊幾乎所有的人際交往，唯獨躲不過保健品公司。幾年間，黃秀蘭曾被不計其數的業務員堵在菜市場、公園和廣場門口，常常回到家就是滿手的傳單。偶爾去深圳的兒子家短住，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能多出幾個“干兒子”。

“根本用不著自己去找，保健品會想方設法地找上你。”最多的一天，家住廣州的黃秀蘭接到過20多個保健品公司的推銷電話，最遠的一個來自黑龍江。

不少保健品公司和黃秀蘭都守護著共同的“秘密”：每個工作日的上午9點到下午2點之間是最安全的交易時間——兒女上班了，打掃衛生的阿姨還沒來，黃秀蘭常常將買來的保健品直接塞到床底下。

黃秀蘭沒少見老人家庭關系因此撕裂。比如，她的妹妹退休前在廣州的醫院做兒科門診醫生，平均下來，一年能買一萬多元的保健品。兒子、女兒一看是保健品公司找上門就大門緊鎖，老伴被逼急了給她丟下一句：“再買我就和你離婚！”

黃秀蘭的女兒女婿“很開明”。因為從事與醫療器械相關的行業，每回出國總會主動地給黃秀蘭帶維生素、鈣片這樣基礎的保健補品。“他們能理解我。”黃秀蘭說。

但更多時候，黃秀蘭也不愿意和“善解人意”的女兒“啰嗦”。“她們總說我買的沒用，東西不好要挨批評。很多新科技我們不知道，但她們說得更多的是‘和你講你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