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地區云南省境內流布的南傳佛教，是中國三大語系佛教部派之一。它與在東南亞的泰國、老撾、緬甸和柬埔寨以及南亞地區的斯里蘭卡等國廣泛流傳的上座部佛教系同一法脈，是亞洲燦爛的佛教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千百年來，南傳佛教在中國西南地區持續流傳，對以傣族為代表的若干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自上世紀末以降，隨著現代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加劇，中國西南地區社會變遷劇烈，原先與南傳佛教相互適應的傳統農業社會結構被打破，與“傳統”相適應的南傳佛教與國內其他宗教一樣，不得不面對來自現代化社會發展的諸多挑戰。如何增強對現代社會的適應性，從理念和實踐上在“中國化”道路上不斷探索與創新發展，是時代賦予的、關乎包括南傳佛教在內的中國宗教之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命題。

2016年2月，時隔60年，中國南傳佛教再次升座帕松列。升座慶典法會上，來自東南亞、南亞的高僧大德滴水祈福。藍希峰攝

南傳佛教創新發展的必要性：基于當前南傳佛教雙重“不適應性”

隨著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在當今全球化和現代化浪潮中的迅猛發展，中國南傳佛教在國家的總體發展帶動下，在個別地區顯示出強勁的潛力，取得了不俗的社會評價。但從整體上看，南傳佛教的發展仍較為薄弱滯后，尤其相對于國家發展與社會現代化轉型的高速度，顯示出某種程度的總體性的雙重“不適應”：

南傳佛教“從邊緣化到趨中心化”的地緣文化“角色轉變不適應”。

在當今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踐中，南傳佛教流布的中國云南西南邊疆地區，與東南亞的泰、老、緬、柬等國和南亞的斯里蘭卡等國一起，共同構成了“亞洲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該區域也是中國地緣政治板塊面向南亞、東南亞區域在文化上最具鏈接性、包容、輻射、投射能力的中心區。這使得中國南傳佛教地區從原先在中國的邊緣地位，一躍而趨于地緣中心化，成為亞洲佛教文明內幾個語系的交匯、分野中心點之一，更成為中國面向東南亞、南亞的重要地緣文化支點，從而在佛教文明地緣文化版圖中有著重要的“趨中心化”地位。

基于其所在區域的地緣重要性，近年來，中國南傳佛教的發展被寄予厚望，國家、政府與當地民眾都期望它能進一步助力當地社會發展，在國家戰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期待值壓力下，中國南傳佛教的一些現實困境易被放大，導致外界對其存續發展能力及社會功能方面的一些不滿與詬病。這在某種程度上又凸顯了中國南傳佛教發展過程中那些真正“不適應”的方面，進而使其呈現出一種整體上的“發展不適應”和“角色變遷不適應”。

南傳佛教因流布地區社會變遷劇烈而產生的“環境變遷不適應”。

上世紀中后期至今，中國南傳佛教流布地區的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轉型——從傳統的、發展緩慢的、相對熟悉與穩定的社會網絡結構的農業社會，迅速轉變為現代的、發展迅速的、變化頻繁且復雜的社會網絡結構的工業社會。至今，中國南傳佛教流布地區，尤其是城鎮化發展較好的地區，已經初步完成了其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社會變遷、文化變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傳佛教在組織管理模式、寺院體系和僧團建設等方面，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原有機制和傳統，未能與時俱進。

正是南傳佛教建設的慢速度與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發展步伐的快節奏之間的“速度差”，導致了它在面對迅猛發展的邊疆社會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環境變遷不適應”。

有鑒于此，“現代適應性問題”也是我國南傳佛教在未來發展過程中需要充分注意并積極探索實踐的重要方面。順應社會現實，積極探索如何應對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的發展環境下的“新需求”“新問題”和“新變化”，從教義傳統中提挈出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發展的內容。同時從傳播方式、渠道等方面引入現代性因素，以便緊跟時代潮流，適應現代化社會中的現代性需求，在有效地為國家發展、社會建設和滿足民眾信仰和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更好地實現在新時期的發展與轉型。

中國南傳佛教創新發展的目標與方向

中國南傳佛教要在新的發展機遇期樹立新風貌、迎來新發展，就必須通過漸進性的調適與創新，積極有為地貼合社會現實需求和國家戰略需求兩個層面的期待。即通過有規劃、分步驟、系統性地，對南傳佛教體系內部不適應當前國家發展戰略和社會現實需求的陳規流弊加以革除、修正或創新，使南傳佛教系統能夠在黨和政府有關部門和國家政策法規的指導下，良性運轉，更有效地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事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與方向相一致。在實現社會現實需求與國家戰略需求之整合的過程中，走出一條南傳佛教“中國化”的發展道路。

傳統上，中國的南傳佛教只關注少數民族社區層面。雖然在與地區和社區民眾的交流往來中，承擔了祈福禳災、誦經布道、臨終關懷等基本責任，但由于一些歷史和現實條件的限制，往往難以提供和勝任一些更高要求的社會服務，難以更有效地發揮利益社區與民眾的功能，如社會慈善資源分配、傳統教育的現代化升級等。在一些“有寺無僧”的社區，甚至連當地民眾基本的精神和宗教信仰需求都無法滿足。

因此，南傳佛教及僧團應著力加強自身“適應社會、融入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建設，尤其注意服務現代化社會功能的提升，更切實地設計和提供滿足轉型時期社會現實需求的宗教產品與服務，發揮慈善濟世、弘法利生、促進和平與和諧的服務社會作用。提升中國南傳佛教僧人講經布道以及服務邊疆社區民眾精神和信仰現實需求的能力，“強健自身體格”，有助于防止因為自我發展不足而引起的“宗教倒灌”“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等問題，有利于保護國家文化安全，促進邊疆政治穩定。同時，在國家有關部門和宗教政策法規的指導下，服務社會、引導民眾。

當前，南傳佛教應著力在以下方面，為國家戰略需求提供支點，助力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實踐的實施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長足發展。一是積極參與邊疆社會治理；二是挖掘、培育和建設南傳佛教的中國特色；三是助力中國國家形象優化與提升；四是促進“外交內聯”，助力中國國內國際“和諧”環境的可持續。“一帶一路”戰略是國家與沿線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全息式－多層級合作的新實踐、新模式。在此新機遇下，新時代“中國文化”與沿線國家和區域地緣文化接觸與碰撞將成為新常態。尤其在東南亞、南亞地區，宗教是無以回避、最重要的地緣文化形態，這就為中國南傳佛教發揮民間性、半官方性特征參與宗教外交提供了空間和管道，對中國面向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周邊外交起到戰略支點作用。

總之，中國南傳佛教應抓緊有利時機對內加強自體建設；對外擔負起推動宗教文化和文明互鑒的交流聯系功能，充分發揮南傳上座部佛教地緣文化優勢和輻射功能，面向東南亞、南亞地區承擔一定的“文化外交”、“公共外交”職能。為中國在國內、國際“和諧”環境下可持續發展助力，為國家對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區域化戰略服務。

中國南傳佛教創新發展的方法與實踐

處理好中國南傳佛教“個性”與世界南傳佛教“共性”之間的關系

中國南傳佛教從地緣特征和國家特性上說，理當有其不同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南傳佛教的“中國化”本土特征。這就存在南傳佛教“中國化”之個性與世界南傳佛教傳統之共性間的分殊問題。中國南傳佛教的“中國化”問題，是上涉國家地緣政治與國家認同，下關民族社會穩定與邊疆安全的重要現實議題。能否處理好中國南傳佛教“個性”與世界南傳佛教“共性”之間的同異關系，是南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評價依據，也是中國南傳佛教能夠躋身世界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能否具有話語權和提升影響力的重要依憑，是中國南傳佛教在今后的發展中需要高度重視和妥善處理的一對重要關系。

中國南傳佛教界需應對好南傳佛教普行傳統與南傳佛教“中國化”發趨勢之間的關系互動。針對現今南傳佛教的發展中“中國特色”個性不突出的現狀，可考慮主要通過在國家相關部門及宗教法律法規的指導下，從管理體制與模式、佛寺建制、對外信息發布、講經布道的雙語化等佛教管理和表層符號運用等方面探索南傳佛教“中國化”的路徑；而在經典、儀式、僧階等級等具體宗教實踐方面，仍沿襲普行的南傳佛教傳統，以便護持南傳佛教法脈和傳統的延續發展，并實現與東南亞、南亞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良好對接；對于中國南傳佛教寺院經濟方面的創新，則可以在借鑒其他南傳佛教國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發揮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先進的制度保障，采取并行不悖、既符合南傳佛教傳統，又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有益中國南傳佛教發展的創新型道路。

處理好“族群性”“民族性”與“公共性”之間的關系

南傳佛教已經從過去帶有顯著“民族性”如傣族傳統文化等特征和族群身份識別重要標志的“民族宗教文化”形態，從一個過去有著界限分明的族群“宗教信仰區隔”的文化形態，逐漸轉型成為一個以傣族等傳統信仰民族為信仰主體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為中華兒女所共同喜愛、親近與景仰，日益頻密地展現出“全民性”“公共性”等在新時期的發展特征。

以南傳佛教流布的主要區域之一、中國著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西雙版納為例，隨著過去二三十年在商務、旅游、房地產置業等現代經濟文化方面的社會人口流動和活動的激增，西雙版納在上世紀末以前一直保留的漢族、傣族和其他山地民族各占1/3的族群人口格局被打破。當地居民人口規模激增，民族成分日趨多元化。這使原先在當地“板塊化”的傳統宗教信仰群體結構，呈現出伴隨現代化社會變遷的碎片化、多元化、復雜化格局，非傳統信仰型群體的人口數量亦大幅增加。面對這些信仰和體驗方式不同、“跨族群性”“跨區域性”乃至“跨國性”的民眾，中國南傳佛教僧團在為其提供服務的時候，應該注意轉變觀念，破除原先僅關注傳統信仰型群體的比較狹隘的民族觀，同時避免形成因為南傳佛教的民族特色而造成各民族間的文化隔膜。宗教信仰場域內信眾群體的日益多元化，是新時期中國南傳佛教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新現象。中國南傳佛教界理應順應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大趨勢，在共同的佛教文化場域中主動倡導民族平等理念，促進民族團結與融合。在新的歷史時期，南傳佛教在構建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中，在發揮自己在多民族地區的地緣優勢，參與社會治理，促進民族平等，建設民族和諧互嵌型社會等方面，必將大有可為。

處理好“傳統性”與“創新性”之間的關系

南傳佛教有其鮮明的特色與傳統，在新的歷史機遇期，如何繼承與弘揚這些傳統中的積極方面，同時對傳統中的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的流弊之處汰舊創新，以創新求發展，對那些既符合中國南傳佛教自我發展需求，又能與中國現當代社會現狀結合良好的合適的結構與模式，已經形成上座部佛教內部體系與外在表現中那些穩定的、行之有效的，僧團及信眾都喜聞樂見的部分，就應該繼承、發展與弘揚。例如，業已形成且運行良好的佛寺“雙線管理模式”，以及村寨民眾對佛寺的日常供養機制等。

傳統不能沒有創新，因為沒有創新，傳統就沒有了生命力，只有不斷適應社會歷史發展中新的環境與條件，與時俱進，才能不斷地賦予傳統以歷久彌新的生命力。實踐的空間是巨大的。例如，在南傳佛教向社會民眾提供的宗教產品和服務方面，是否應該結合現實的市場需求，依據一些不同的特點來有針對性地提供不同的南傳佛教產品與服務？是否可以根據不同的佛寺級別如總佛寺、中心佛寺、基層佛寺等，不同的佛寺地理位置如城鎮區位和鄉村區位、邊境區位和非邊境區位等，以及所面對的不同群體如傳統信仰型、非傳統信仰型群體、短期參與體驗型等的不同實際需求，而提供類型、內容具有差別化的服務，以實現南傳佛教更具效度和針對性的“供給側創新”，使之更符合南傳佛教的時代性和現實性需求。實際上，因南傳佛教信眾群體的多元化而產生了南傳佛教產品與服務的“細分市場”，成為近年來在南傳佛教區域出現的新動向。中國南傳佛教對自己所能提供的宗教產品與服務的調適性創新與供給側改革亦勢在必行。

南傳佛教僧才的培養，是另一個影響南傳佛教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議題。現代化社會的不斷發展，使得民眾對南傳佛教僧團和僧才的要求越加多元化，期望日益提高。南傳佛教流布地區對南傳佛教的宗教需求結構，已從原先以宗教信仰型需求為主導的單一型，逐漸轉變為基于文化體驗性如旅游、文化交流等，社會教育性如民族語言文字與社會倫理道德等，精神性如禪修活動等，和信仰性等不同層級的多元型。因此，任何單一型的人才，都難以為現今多元化的宗教市場需求提供優質服務。“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成為南傳佛教僧團建設重要的方向。

中國的南傳佛教文化傳統有其深度與廣度，南傳佛教發展也有其發展歷程中的過去與未來。中國的南傳佛教順應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現實，把握好社會歷史和文明發展的脈搏，在不斷進取與創新中繼承和發展傳統，才能更好地利益眾生福祉，促進社會和諧，服務國家發展，維護世界和平。

（作者周婭系云南大學貝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