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敦煌323窟康僧會建業傳法，圖為祈請舍利的情形。資料圖片

法顯西行路線圖。資料圖片

兩千多年前，一條跨越亞歐大陸、連接東西方的黃金走廊開通了，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差不多同一時期，南海方向也開通了一條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從此，東西方經濟、宗教、藝術、文化等，通過這一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實現了廣泛而持久的交融互通，也留下了與佛教有關的豐富古跡及文化交流的燦爛歷史。

（一）

起源于印度平原的佛教，大概在公元前3世紀時，告別了炎熱而平靜的發祥地，跨過潺湲流淌的印度河，穿過開伯爾隘口狹窄的山路，來到了中亞一帶，從而與古絲路交通線接駁，開始朝著東方以及更加遙遠的中國張望。一段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偉大傳奇，就此拉開序幕。

佛教東傳第一站為位于開伯爾隘口的罽賓。該處隘口現為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最靠北邊境的山口，是古代印度進入中亞的必經之地。

公元前115年，張騫出使烏孫，曾派副使至罽賓，故罽賓地處絲綢之路南道的重要支線之上。據傳，佛教傳入罽賓的關鍵人物是阿難弟子末田底迦。貴霜王朝時期（45—250年），罽賓是佛教第四次結集經藏之地，由此集成了200卷的《大毗婆沙論》。小乘名著《成實論》的作者訶梨跋摩也是罽賓學者。故在公元前后，罽賓曾一度成為佛教向中亞乃至東亞傳播的中心所在。

佛教東傳的下一站是犍陀羅。此地位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附近，曾是對佛教在中亞地區弘傳起到關鍵作用的貴霜王朝的中心地帶。犍陀羅東西跨越200公里，向來是古絲路交通的要沖，也是印度、波斯、希臘三種文明的交會之地。犍陀羅是佛像藝術的發源地，佛教信仰自此由佛塔崇拜進入到佛像崇拜的新時期。當時，犍陀羅與歐洲的貿易中，“匠奴”是重要的交易品。這些來自希臘的雕塑家來到犍陀羅后，為佛教信仰形態帶來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從此，佛教傳播便有了可以訴諸人們視覺的代表力量，這種傳播手段更為直觀。

以貴霜王朝為中心，佛教向西傳入安息，即現在伊朗、阿富汗的部分地區；向北傳入康居，即現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部分區域。這兩處地區也處在古絲路之上，而且安息還是重要的交通匯合點。安息來華高僧有安世高。他本是安息國太子，讓國于叔父，出家修道，到處游方，沿著古絲路一路東行。后漢桓帝之初（146年）來到中國，住了20多年，譯出包括《法句經》在內的經律典籍174部188卷，是中國第一位譯經大師。其譯文“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曹魏、東晉時期，仍有安息國僧人曇諦、安法欽等人來華。至于康居國，可以聯想到兩位大師。一位是康僧會，東吳孫權時來到建康（今南京），是佛教傳入江南地區的標志性人物；另一位則是唐代華嚴宗的三祖法藏，實際上的華嚴宗創始人。武則天賜號“賢首國師”，故華嚴宗亦稱“賢首宗”。法藏祖先是康居國人，“累代相承為康居國丞相，祖（父）自康居來朝”。另外，南朝梁代時，還有兩位游戲神通的高僧邵碩和明達，其一來自康居，其一祖先是康居國人。隋代高僧智嶷，祖先也是康居人，不過來華定居已有十余代了。

貴霜王朝的佛教沿著古絲路繼續東傳，越過蔥嶺后，北經疏勒，傳至龜茲、高昌；南經莎車，傳至于闐、米蘭。龜茲是古絲路北線的要地，其佛教石窟造像群東起焉耆境內，西至疏勒境內，東西綿延千里，其中以克孜爾石窟最為有名。一般認為，龜茲是佛教造像藝術東傳的中轉站。龜茲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有巨大貢獻，震鑠古今的鳩摩羅什大師即出自龜茲。另有法國學者考證，漢地佛教公元2世紀開始習用至今的“沙門”“沙彌”等詞，都譯自龜茲語而非梵文。

此后，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南道經罽賓、犍陀羅傳至于闐。公元5世紀時，法顯曾路過于闐，觀摩當地僧眾吃飯過堂的場景：3000人進餐，幾乎聽不到一點聲音；如要求添飯菜，用手比劃一下就可以了。這種禮儀其后傳入中國佛教界，并延續至今。此外，農歷四月初八佛誕日舉行的一種“行像”活動，其后傳入中國，元、明之后始為“浴佛節”所替代。所以，在精神氣質上，于闐佛教與其后中國流行的佛教信仰最為接近。有考證認為，很多大乘經典都是在于闐國發展完備后，才傳入中國的。可以說，于闐佛教是中國大乘佛學的策源地。

佛教東傳，北至龜茲，南至于闐，沿著古絲路繼續東行，最終相會于古涼州。就造像藝術而論，涼州石窟興盛于沮渠蒙遜（366—433年）。他本是甘肅張掖人，統治北涼30多年。《法苑珠林》說他信仰佛教“專崇福業”，認為修建寺塔、修飾金寶終非久固之計，于是在涼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蒙遜時期建造的佛教石窟，包括附近敦煌、麥積山和炳靈寺的石窟，其中的造像藝術明顯有龜茲風格；同時，于闐流行的千佛造像也出現于涼州石窟之中。涼州造像向東影響了云岡石窟，向西則影響了敦煌石窟群。

古涼州是南北絲路的匯合點，自然成為了佛教東傳進入中土的重要中轉地，同時也是中土與西域文化的交會地。東晉時，后秦的一位高僧、譯經家鳩摩羅什大師，是因為被迫在涼州姑臧待了十幾年，才通曉華語而后成為一代譯經大師的。

佛教自印度沿著古絲綢之陸路東傳，最后的落腳點可以說在敦煌，因為這已進入漢文化為主導的地理區域了。敦煌在古絲路上充當著溝通西域與中土文明橋梁與紐帶的作用，同時也是雙方互相深入了解的一扇“窗口”。從其曠古爍今的佛教洞窟建筑藝術中，能看到當時敦煌佛教的繁榮。

印度佛教走出開伯爾隘口，進入中亞，一路東行，傳播的路線與古絲路非僅高度重合，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一致。因此，古絲路非僅是一條商貿之路，更是一條佛教信仰傳播、文化交融之路。

（二）

大概在兩漢之際，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佛教。這和當時的西域大國大月氏有很大關系。大月氏正處在古絲路的必經之地。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以及佛教東傳，都離不開大月氏。為佛教在中亞地區發展貢獻巨大的貴霜王朝就是大月氏內部之一部族建立起來的。

習近平主席曾說，“公元前100多年，中國就開始開辟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漢代張騫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兩次出使西域，向西域傳播了中華文化，也引進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這些“西域文化成果”中，自然也包括佛教。兩漢之際，中國人接觸到佛教，實際與當時“鑿空西域”、開辟絲路、使者與商旅往來等，都息息相關，也是文化交流中順理成章的事情。

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一方面，大批外國僧人隨商隊來華；另一方面，漢地的僧人也開始沿著古絲路西行求法。漢地僧人西行，朱士行（203—282年）可謂首開先河。他既是漢族第一位出家僧人，也是第一位西行求法者。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從雍州出發，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再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抵于闐國，見到了夢寐以求的《大品經》。于是，在于闐抄錄梵本共90卷60萬言。其后，歷經千辛萬苦送回洛陽。

朱士行之后，為佛法沿著古絲路西行前往西域、印度者代不乏人，可惜缺乏史料記載。朱士行西行之后約140年，即姚秦弘始二年（399年），古絲路上留下了已65歲高齡的法顯等5人的足跡。

法顯進入印度之后的第二年（404年），雍州僧智猛為朝禮釋迦遺跡、尋求方等大經，乃集合同志共15人，從長安出發，來到涼州。出陽關西入流沙（莫賀延磧），而至鄯善、龜茲、于闐。從于闐西行，翻越蔥嶺，9人退還，1人道死，智猛等5人至罽賓。其后，遍游印度諸國，至劉宋元嘉十四年（437年），得與另一人同歸。

十幾年后（420年），來自燕地的曇無竭（法勇）在燕主馮跋支持下，一行25人西行取經。取道吐谷渾，過流沙，至高昌，途徑龜茲、疏勒。過蔥嶺雪山時，死12人，終至罽賓。后入北天竺、中天竺，抵達舍衛國，路上又餓死8人。剩余5人在印度禮拜圣跡，學習梵文。數年后，與法顯一樣，從南天竺搭乘商船，漂印度洋，過南海，抵達廣州。

到了唐代，玄奘大師的西行路線，是對前人行跡進行了綜合、取舍。群峰聳立、冰雪皚皚的蔥嶺為當時通西域之要路，西行僧人大多先來到蔥嶺東側之于闐或鄯善，翻越蔥嶺后，再南下天竺。如西進，則至安息，再到地中海東岸，而能轉達北非及羅馬各地，是為當時古絲路之商路。然玄奘去后百余年，于闐亡于突厥，河西走廊為吐蕃所占，中土僧侶西行遂漸成絕響。

時至今日，絲路上曾高聳入云的佛塔、響遏流云的梵唄早已消逝了蹤影，殘存的佛窟壁畫昭示著往昔人們的熱忱與虔誠。1000多年前發生在古絲路上的那些佛教往事，提示古絲路上的人們回憶起不同族群之間文化的親緣性，和共同的歷史命運，還有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匯融合的傳統。從現實層面來說，中國與中亞地區國家文化上的合作，中古時期雙方佛教交往歷史及現存大量的佛教文化寶藏，仍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三）

法顯、曇無竭自古絲路之陸路西行進入北天竺，歸國時則是在南天竺乘商船至青州或廣州。他們走的是另一條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習近平主席說，“西漢時期，中國的船隊就到達了印度和斯里蘭卡，用中國的絲綢換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當時的中國海船攜帶絲綢、黃金，從雷州半島起航，途經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遠航到印度黃支國，換取當地特產，然后從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經新加坡返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古老的一條海上航線，也是佛教文化進入中國的另一重要途徑。

相比較來說，歷史上，沿陸絲之路來華僧人多為罽賓以東的西域諸國人，沿海絲之路來華僧人多為天竺或獅子國人。他們一般都是在南天竺或獅子國坐上商船，沿著海絲航線抵達廣州，而后進入中國。

義熙二年（406年），東晉都城建康迎來了一位特使——僧人曇摩。獅子國國王聽說孝武帝熱心崇奉佛法，乃派曇摩贈送一尊玉佛像。這尊玉佛像高四尺二寸，后來與優填王金像、阿育王銅像等，并列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5尊佛像之一。獅子國王怎么清楚東晉孝武帝崇奉佛法？據考證，公元4到6世紀，即中國南北朝時期，前往天竺貿易的商船都轉而前往斯里蘭卡，其中當然也有來往中國的商船。因而，想要購買中國絲綢的波斯人、埃塞人的商船，也都云集斯里蘭卡港口。所以，當時來往兩地的海商對傳遞信息、傳播文化功不可沒。正因為有如此發達的海上貿易往來，南亞僧人才會較方便地來往中國。那一時期，中國與南亞經濟、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之頻繁、聯系之熱絡，超出了現代人的想象。

因應海絲航道之方便，中南半島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往也很頻繁。習近平主席訪問柬埔寨時曾提到，“5世紀至6世紀，中國南北朝時期，僧伽婆羅、曼陀羅、須菩提3位高僧先后來中國傳經弘法。”這3位高僧都來自扶南國（今柬埔寨全境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在當時中國人的地理概念中，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灣中”，是“廣袤三千余里”的大國；扶南國人則自認為本國是摩醯首羅天神的守護地，也是流通佛法之地，自然樂意與有大乘佛教氣象的中國交流往來。

中國佛教史上最后一位譯經大師是義凈（635—713年），他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書，以僧傳形式記述唐太宗、高宗、武后三朝50年（641—691年）間，西去求法僧侶五六十人的大概事跡，其中有30多人是走海絲之路的。當然，當時航線非僅這一條，如有的僧侶橫渡印度洋先到獅子國朝拜佛牙舍利，再北上到耽摩立底；還有的則是沿著越南海岸線航行。如義凈所記載，當時的僧人來往天竺皆乘坐商船。

的確，在海絲之路上，商人與佛教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南宋末年，南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港口納加帕蒂南迎來了一隊來自中國的商船。商人們拜訪了當地政府，請求允許他們在當地建造一座佛塔。這是一座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的磚塔，王大淵1350年出版的《島夷志略》中“土塔”條云，“居八丹之平原，赤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1276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販彼，為書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直到1867年，耶穌會士獲得了這塊地，磚塔才被拆毀。公元13世紀時，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信仰活動終止已久，諸多佛教建筑及歷史遺跡蕩然無存。而這群來自中國的商人基于對佛教熱忱的信仰，在這塊佛教發祥地上建造了這座屹立了近600年的佛塔。

今天，往日的室利佛逝王國群島地區現為伊斯蘭教地區，而中南半島則一直都是南傳佛教團體的大本營。南亞次大陸盡管仍是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版圖，但近半個世紀以來，卻有一些回歸佛教傳統的動向。如同當年佛教在這塊土地上迅速消失一樣，多少有點兒讓人感到意外。

習近平主席說，“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光輝燦爛的佛教文化曾以“一帶一路”為紐帶，將東亞、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的人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沿著“一帶一路”走進中國的佛教在2000年的持續本土化進程中，更是積淀了文化交流的豐厚經驗，創造了文明融合的典范與特有的風范。這些精神財富，將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重要的價值理念支撐、思路模式參考，為沿線不同國家帶來寬廣的文化共性背景和深層的文化認同基礎。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大背景下，中國佛教可以通過組織佛經的多語種翻譯、比較研究，增進各國在宗教、文化、學術領域的對話交流，促進公益慈善事業的跨國聯合行動，建立海外道場和文化傳播中心等方式，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文化交流、人員往來，提升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讓“一帶一路”成為一條充滿文化活力與和諧精神的人類文明發展新路。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海外華人宗教與閩臺宗教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