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才妻子的臨時居住證

一

28年的歲月似乎只停留在陳德才日漸衰老的身體里，他再也扛不起七八十斤的水泥了，干農活間隙休息的時間越來越長。可一說起最初奔赴深圳的經歷，這個滿臉皺紋的老人會一下子露出懊惱的神情，感嘆自己“浪費了十幾年”。

他在深圳停留了短短幾年，每日埋頭在蔬菜基地，一心一意想掙錢。那時，深圳常有人因“三證”不全被送進收容所，甚至被遣送回家，他聽說后就不怎么愛出廠了。害怕再生小孩拖累家庭，他讓待在老家的妻子做了絕育手術。

這個男人不想出現一點點閃失。

在陳德才的回憶里，那段日子“太好掙錢了”。那是1990年前后，家鄉村子約400個青壯勞力一個接一個地來到深圳，遍地的工廠像是會結出鈔票的樹。數據顯示，1989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由改革開放初期不到200萬人驟增到3000萬人。

當年頂著36歲“高齡”外出的他，工資8塊錢一天，“一個月就能掙一頭大肥豬”——在當時的塘山村，一頭大肥豬的價格不過200來塊錢。

“好日子”沒過多久，變故就毫無征兆地來了。一封電報催促他即刻回家，信里說，他的妻子“瘋了”，大冬天的往外亂跑，在別人家的田地撒潑打滾。

陳德才火急火燎地回到村子，等待他的，是妻子罹患間歇性精神分裂的診斷書。

他被這場疾病整整困住15年。每天照顧兒子、妻子，負責所有農活。揮舞鋤頭犁地時，他總會想，如果自己還在深圳該多好，那樣，小兒子就能吃上幾頓豬肉了。

落日后，他習慣坐在破舊老屋的門口，望望遠處的田地和歪歪扭扭的土路。那條通向村外的路上，拖著蛇皮口袋回鄉的人影逐漸多了起來。19歲的丁成松出現在了土路上，他匆匆結束了自己一年的深圳之行。

一年前，18歲的他跟著同鄉跳上火車，奔向收音機里那個“遍地高樓大廈”的深圳。老板看中了這個年輕健壯的小伙子，派他爬電線塔做線路維修的工作。丁成松興奮極了，從幾十米高的電線塔看過去，是一棟棟“特別大的工廠”和“滿街的卡車”，他從沒見過那么多房子和車，更重要的是，這份工作一個月的收入，足足有500元。

可沒多久，爬上高空時，他的心臟會一抽一抽地疼，頭暈目眩，身體不停“打轉轉”。

丁成松在宿舍躺了整整兩個月。他沒錢也不敢去看病，胡亂吃了一堆藥，可第二天醒過來，心臟還是疼。

回到塘山村時，這個近170公分的少年兩手空空，除了一個裝著破爛衣服的蛇皮袋。 原本，這個少年數著自己爬過的電線塔，一個個記錄下位置，“還有點自豪”，回鄉時，這些紙張不知道被他扔哪里去了，口袋里從此塞進了一沓厚厚的病歷。

在通向夢想的路口，他生生地轉了個彎。

15年的時間里，這樣的故事陳德才聽了太多，生活的變故似乎很輕易就能擊中他們的人生。

同村的李偉一度在浙江的炊具廠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機遇。主管推薦他去上海的總廠學習，學成歸來就是班長，還能得到他盼了三四年的加薪機會。可臨行前，老家打來電話，父親病了，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家里沒錢沒人，等著他回去。李偉錯過了這次機會。

還有老鄉在家具廠工作，送料時拿木條的手指不小心被卷進了機器，小拇指的一半被瞬間打飛。醫生看到他血糊糊的手，使勁搖頭，“小拇指另一半斷得齊刷刷，找不到了，也沒機會再接上了”。那幾個月，工廠斷指的員工有好幾個。

休養幾個月后，這個老鄉回到了原來的工廠，重復著此前的工作。

“你瘋了！那種地方還待？你就不怕嗎？”有村民問。

“換個地方，工資給不了那么多啊。”他自嘲地笑了笑，“等不起啊，供完一個娃娃又是下一個。”早些時候，他在電路板廠工作，污染嚴重，每天工作口袋里必定揣著烏黑色的解毒丸。因為實在不愿忍受才換了家具廠這份工作，好不容易工作幾年加了薪，“沒有成本再讓你換了”。

折返的老鄉帶回來一個又一個悲傷的故事，陳德才聽得心惶惶。小兒子一天天大了，眼看要上學花錢了，陳德才咬著牙又一次出發了，只是深圳已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覺察出深圳的工廠開始外遷，工人要求學歷。“那里不是過去的深圳了，去浙江吧。”有人勸他。

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廠給了他棲息之地。他還掛心著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沒事就找老板問，“能給我老婆一個工作嗎？掃地、保潔都可以的。”

有老板真的同意接收這對夫妻。他鎖上大門，下狠心把地一口氣租了出去，出來了。

大兒子大女兒都在深圳打工，當年自己被迫回村，他給兩個大點的孩子都下了命令，“都去深圳，那里機會多！”活潑懂事的大女兒很受老板和老鄉喜歡，快提拔當秘書了。小兒子則留在老家念書，陳德才痛快地作出了安排，“周末不回家，放寒暑假直接來浙江”。

一家人從此四散遠離，可興奮的他覺得，“不會有更好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