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快遞長期以來存在網點分散、業務量小等問題,其發展狀況遠不及城市。作為建設農村物流網絡、完善城鄉流通體系的重要方面,“快遞下鄉”越來越受重視。尤其是2017年以來,從中央“一號文件”,到國家郵政局發布的全國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快遞服務發展‘十三五’規劃”,都將“快遞下鄉”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在推進“快遞下鄉”的過程中,以下方面內容尤其值得關注。

培育農村快遞需求:杜絕“無本之木”

發展農村快遞必須有一定規模的服務需求作為支撐,否則就會成為“無本之木”。對照歷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內容,可以發現“快遞下鄉”的提出晚于“電商下鄉”。網絡購物引致的配送需求是目前農村快遞業務的主要來源。近年來,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普及和資費標準的降低,更多的農戶得以通過手機接入移動互聯網,實現了消費方式的跨越式提升。同時,不少商業銀行積極下鄉開展便民服務活動,為農戶集中辦理開通網上銀行、移動支付等業務。

在聯網、支付等問題逐步解決后,物流業務的短板日益顯現,運費高、配送差等問題使許多農民對網絡購物失去了興趣。加上農村消費群體本身就具有價格敏感、戒備心強等特點,進一步放大了上述后果。因此,農村快遞市場的發展需要“第一推動力”來走出“需求少-成本高-服務差-需求少”的惡性循環。在制定行業性支持政策時,要特別考慮農民作為服務需求主體的行為特點。可以在鼓勵快遞企業下沉網點的同時,通過主要的大型網購平臺,按照一定的比例或金額,對市場化定價條件下農村快遞費用超出配送至當地城鎮地區的部分進行補貼。這樣既能拉近城鄉居民之間的服務體驗,還不會損害市場機制下快遞企業的競爭關系。

多元主體合作共贏:降低運營成本

農村快遞配送中的規模不經濟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而廣泛開展業務合作是降低運營成本的重要途徑。在運輸環節,鼓勵快遞企業之間通過配送業務信息共享等方式,實現承運包裹的共同配送,能夠達到匯總需求、提升車輛利用率的效果。可以選擇當地發展較好的若干家快遞企業,從事面向其他快遞企業的代理服務。與此同時,快遞企業可以與農家店、供銷合作社等商貿流通企業,以及客運班線、長途公交等運輸公司開展合作,利用后者經常往返于城鄉之間的便利條件,委托其完成快遞包裹運輸活動。

在末端環節,需要根據農村當地的實際情況選擇恰當的合作伙伴,逐步提升服務水準。對城市近郊或較為集中的農村居民居住點,可由專門的快遞配送網點、“萬村千鄉”農家店或者農村雜貨店提供包裹代收和保管服務,并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直接發展上門投遞服務;對于偏遠和居民分散居住的農村地區,除了依托商業網點,還可考慮建設由鄉村干部、種養大戶、進城務工人員等構成的農村兼職快遞配送員隊伍。

需要指出的是,對各類合作關系的規范與監管是保障快遞服務質量、建立消費信心的必要條件。目前,農村地區已經有不少自發形成的代收、代管或代投現象,有的還收取一定費用。在尋找合作對象、構建合作關系的過程中,可以將其作為基礎,通過掛牌、考評等規范化管理的方式,變“游擊隊”為“正規軍”,農村商業網點或兼職配送人員的快遞服務報償也可獲得確認和保障。同時,還應考慮建設區域性的農村電商或快遞終端網點線上信息平臺,為政府監管和用戶查詢提供便利。

政策協同互聯互動:實現“一石多鳥”

“快遞下鄉”若與農民創業、精準扶貧等結合,有望產生更為廣泛和積極的溢出效應。對創業者而言,快遞公司可以作為農村電商、微商發送貨物的承運者,收攬件業務的增長也能夠支撐快遞企業在農村的經營活動。在較發達地區,還可以開展面向當地城區的生鮮農產品速配乃至冷鏈運輸業務,服務農產品進城。在開展精準扶貧的地區,快遞下鄉能夠為當地的特色農產品以及中小加工企業提供銷售物流服務。此外,快遞業本身也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重要領域。農戶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全職或兼職參與農村快遞網點的包裹分揀、保管以及配送工作,增加收入來源。

目前,圍繞創業、扶貧等主題的農村經濟政策都將“互聯網+”與農村物流發展作為重要內容。在推進“快遞下鄉”的過程中,商務、郵政部門應當與扶貧、人力與社會保障等部門積極對接,通過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同時,應充分重視鄉鎮一級政府在綜合協調方面的作用。只有突破部門職責分割的壁壘,細致分析農民返鄉創業與農戶脫貧致富中遇到的各方面問題,才能明確快遞物流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找到適合當地的政策協同模式。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