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審：乘客有過失，地鐵賠償40%

一審判決后，地鐵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提出上訴，請求依法改判其公司對原判確認的除精神損害撫慰金和鑒定費之外的損失承擔50%以下的賠償責任。

沈女士辯稱：從監控錄像中可以看出，當時地鐵車廂內有很多人都沒扶扶手，我本身沒有過錯，地鐵公司應當承擔全部或較大賠償責任，故不同意地鐵公司的上訴請求，對原判的結果予以認可。

北京二中院經審理后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二，一是地鐵公司對于沈女士的人身損害應否承擔賠償責任；二是如果地鐵公司構成賠償責任主體，其承擔的賠償責任比例如何確認。

關于第一個爭議焦點。依據查明的事實，法院認為，沈女士系在乘坐高速運行的北京地鐵2號線列車時因列車緊急制動摔倒受傷。欲判斷地鐵公司應否對此承擔賠償責任，關鍵在于確定本案侵權行為的性質，即屬于一般侵權行為還是特殊侵權行為，這決定了本案應當適用的侵權歸責原則。而判定前述爭議的前提是：北京2號線地鐵是否屬于“高速軌道運輸工具”。法院指出，根據地鐵運行的物理速度、對周圍環境具有高度危險等特點，地鐵列車應屬于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3條規定的高速軌道運輸工具，對于乘客因列車緊急制動摔傷的后果應適用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應由地鐵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關于第二個爭議焦點，如何確認地鐵公司應承擔的賠償責任比例問題，法院作出了詳細分析。

第一，地鐵公司對事故的發生是否存在過錯？法院認為，地鐵在運營過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潛在危險，故地鐵運營方應對乘客盡到法定的安全保障義務，以盡可能地減少損害的發生。本案中，地鐵2號線列車在運行中采用自動循環播放公益廣播的方式提醒乘客“扶穩站好”，地鐵公司已經盡到了安全告知義務，且地鐵是因運行中通過信號無法對周邊環境作出判斷而采取緊急制動措施，沒有其他證據證明地鐵2號線的緊急制動行為構成安全運營事故，亦無證據證明相關緊急制動行為系人為誤導操作所致，故法院認定地鐵公司對事故的發生并無過錯。

第二，沈女士對于案涉事故的發生是否存在過錯？法院認為，依據查明的事實，沈女士進入地鐵列車后一直雙手在看手機，沒有扶扶手。眾所周知，乘坐地鐵時站穩扶好以保證安全系基本的安全常識；而北京地鐵2號線列車在運行中為提升駕駛安全，采用自動循環播放公益廣播的方式進行廣播，包括“乘車時請扶穩站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車門”之類的話語，此亦為經常乘坐地鐵的乘客所熟知。沈女士作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為地鐵，其在乘坐地鐵時對于不扶扶手可能導致的摔傷后果應當預見而未予以重視，故其對于摔傷一節存在明顯過錯。至于此種過錯的程度如何，依據前述，站穩扶好系乘坐地鐵基本的安全常識，沈女士對自己的安全連普通人的注意義務亦未盡到，應屬重大過失。

第三，列車緊急制動行為和沈女士過錯行為原因力的比較。法院認為，首先，地鐵列車正常行駛時，沈女士雖沒有手扶扶手卻未摔倒；而列車緊急制動時，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體亦嚴重搖晃，顯然列車的緊急制動成為沈女士摔傷的初始原因。其次，從列車緊急制動時車廂內眾乘客的反應狀態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均未摔倒，而沈女士本人亦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地摔倒，由此雖不能得出沈女士如手扶扶手則一定不會摔傷的結論，但就一般認知而言，如沈女士事發時手扶扶手則大概不會摔傷或即使摔倒其受傷程度亦應較輕。此外，沈女士從進入列車車廂至事發時長達三分鐘的時間均在看手機而未扶扶手，其注意力完全傾注在手機上，對于可能出現突發情況的警覺性大大降低。由此可以認定沈女士長時間未扶扶手系其摔傷的主要原因。據此，對于沈女士摔傷的后果，沈女士長時間未扶扶手的行為相比于地鐵2號線列車緊急制動的危險行為產生的原因力應超出許多。

綜上，法院認為，地鐵公司的地鐵列車在運營中盡到了安全保障義務，對于緊急制動之行為沒有過錯；沈女士長時間未扶扶手、對其自身安全未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構成重大過失，此種過失對損害的發生具有促成作用；地鐵列車的緊急制動行為和沈女士未扶扶手的行為相結合導致損害后果的發生，而后者是構成損害后果發生的主要原因。根據沈女士和地鐵公司雙方過失程度及各自行為原因力大小的比較，應大幅度減輕地鐵公司應承擔的責任，具體比例由地鐵公司承擔40%較為妥當；原審判決認定的損害分攤比例不當，應予調整，對于沈女士除精神損害撫慰金和鑒定費之外的其他經濟損失，均應由地鐵公司負擔40%。

最終，北京二中院依法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地鐵公司賠償沈女士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殘疾賠償金各項費用共計5.62萬元。史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