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湖南一位七旬老人，被自己退休前的單位要求開“健在證明”，派出所出具證明后，批評該單位“對退休職工的生老病死漠不關心”，同時建議，少要求老人開奇葩證明。

雖然事情得以解決，但大家仍很是擔心：像這種單位要求老人開健在證明，老人能夠親自前往派出所的，屬于最容易解決的一類，即使工作單位對原有的老職工漠不關心，不愿意讓工會干部上門探訪一下，那么，還有派出所兜底。但是，如果是失能老人，有行動不便、失語、糊涂等癥狀，又該如何解決？曾經有家屬為了給老父親取錢治病，不知道老人存折的密碼，結果，硬是把病重的老人從醫院抬到銀行，以證明自己與老人的親屬關系……

曾幾何時，各類奇葩證明層出不窮，媒體報章紛紛予以報道和指責。在國家簡政放權的大背景下，許多奇葩證明已經大為減少，但是，仍有“頂風作案”的情況出現，為了一己之私而罔顧群眾的困難、奔波，這樣的懶政行為，不僅應該受到輿論指責，更應該受到行政處罰。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取消各類奇葩證明，讓百姓少走彎路。可為什么仍有奇葩證明出現？產生的土壤是什么？

除了懶政思維作怪，各個管理部門之間各自為政，造成了職能部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信息壁壘，也是重要原因。對于要求證明老人健在、我是我、我媽是我媽等等奇葩的要求，如果能夠做到信息共享，應該有相當一部分得到順利解決，而在如此一個信息社會，信息共享應該不是什么難事。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這也與我們的行政管理過于繁復有關，同一件事情，負責的部門多了，往往就容易形成互相推諉的局面。真正的簡政放權，恐怕指的就是這一層面，可這一層面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難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