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五一”小長假,張小天還是沒回成湖北老家。

一年多沒見父母,他原打算利用這三天假期回去看看,可還是泡了湯。

打給母親的電話中,他回不去的理由,還是那倆字:加班。

“我的‘五一’勞動節,可真是名副其實。”張小天向記者抱怨,兩年前,他幸運入職北京市一家銀行,雖然薪資待遇還不錯,可他已感覺“身體被掏空”。

張小天的煩惱,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委員時福茂看來,和施行20多年未大修的勞動法有關系。

時福茂調研發現,員工超時工作、微信工作群不分工作日節假日狂轟濫炸,已成為不少企業的常態。“盡管很多企業存在超時加班現象,但勞動法中只規定了加班報酬標準,并沒有涉及勞動者健康方面的保障及補償機制。”

山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長勇也注意到,很多企事業單位以降低底薪、加大提成的形式刺激員工加班,形成表面上的“主動”加班。“由于缺少嚴厲的罰則,很多用人單位認為勞動法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

多位專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呼吁,急需對勞動法進行全面梳理完善。

勞動法20余年未大修

作為一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法律,勞動法關系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人們無時無刻不在勞動法的保護和約束之中。

1994年7月5日,勞動法經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標志著我國勞動制度建設進入法制化軌道。

“這部法律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部全面規范勞動關系的法律,填補了我國勞動立法空白。”李長勇指出,勞動法落實了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里的勞動權,勞動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平等適用勞動法,建立了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

20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勞動關系日益復雜化,在勞動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愈發凸顯。近些年來,有關修改勞動法的呼聲和討論不斷高漲。專家們提出,勞動法已不適應現實的要求,科學地修改和完善勞動法成為當務之急。

近年來,我國陸續制定或修訂了多個與勞動法配套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章,李長勇說,這些為勞動法的修改摸索了道路、積攢了經驗。

“2007年被業界稱為勞動立法年,因為有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3部與勞動法相關的法律密集出臺。此外,還有《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上海市集體合同條例》等涉及勞動者權益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頒布。”李長勇認為,這些法律法規的出臺都為修改勞動法提供了有價值的實踐經驗。同時,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符合和適應市場要求的新型勞動就業關系、用工方式、工資分配及社會保險等制度也已基本形成,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已逐步清晰。

勞動立法互相“打架”

我國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

而在1995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修改《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已將勞動法規定的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改為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盡管從頒布的先后順序來看,該規定構成了對勞動法相關問題的修改,但從效力層級上來說,每周工作40小時的規定屬于下位法,每周工作44小時的規定屬于上位法,但人們普遍執行和遵守的卻是下位法,造成了法律適用規則的混亂。”李長勇說。

為避免產生此類沖突,時福茂建議修改勞動法第三十六條,明確授權國務院在法定范圍內制定具體工時制度,便于國務院按照社會經濟形勢及時合理地確定工時制度。

而對于如何打破“加班潮”的問題,時福茂認為,首先要在修法時對加班行為予以細致規范,著重突出對勞動者健康權的保護措施,并根據勞動強度等確定相應的補償機制。同時,打通舉報通道,實行舉報獎懲措施,勞動者還可向工會組織或勞動仲裁機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