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這封信誠摯地書寫了青年的人生痛苦和創傷，信中這樣寫道：“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于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此信一經刊登，即引發一場全國范圍內關于青年的人生觀大討論，社會各界尤其是高校對這一問題的專場討論不勝枚舉。

30多年后，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在去年年底的一個論壇上作了一個演講《時代空心病與焦慮經濟學》，其引發的熱議一直持續至今。徐凱文在這篇演講中總結說，“一些學生因為價值觀缺陷導致了心理障礙”，他稱之為“空心病”——“他們不知道為什么活下去，活著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如果說“潘曉來信”點燃了上世紀80年代青年自我意識的火苗，徐凱文提到的“空心病”則是當代青年在探索自己生活道路過程中值得關注的熱點現象。在當代，究竟為誰而活？為怎樣的生活而奮斗？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就這些很難歸納出一種占據主流的觀點，但是，越來越多的當代青年奮斗的目標如金錢、工作、權力、愛情等，它們無疑是“為自己而活”的人生觀的體現，而最能證明“為自己而活”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一個例證便是，當代青年女性的個人選擇日益增多，生活經歷日益多樣化——我們的青年女性逐步走出“為他人而活”。下述社會現象就能證明這一點。

“剩女”、女博士等女性群體名詞的社會污名化

有研究已經發現，近30年來，我國男女兩性無論是總體的還是在不同類型高校中的入學機會差異，均呈現出逐漸縮小的趨勢，而且當前女性獲得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已經超過男性。女性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青年女性能夠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自主權，這有助于發展她們的自我意識，使她們真正地為自己而活。

女性教育機會的大大提升，促進了女性社會地位提升，但與此同時，追求自我生活道路的青年女性也遭到社會污名化的威脅。當代青年女性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制訂自己的人生計劃，探索自己的未來，但由于她們的平均教育程度較其父母大幅度提高，尤其高于她們的母親，因此，她們不得不甩開以前傳統的婦女角色和形象，并且生活規劃也不同于她們的母親。而且，社會中也有一部分人懷有十分傳統的觀點，即認為女人應為家庭而活，這些人會強硬地站到“剩女論”“回歸家庭論”的支持隊伍中，對于受教育程度高、有能力獨立生活但未婚未有感情生活的女性，勢必會加以激烈鄙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