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功能必須分散化

考量到這個政治邏輯，要“疏解”大城市的困局，就要通過政府權力分散的方法實現城市的分散化，即優質資源配置的分散化。在傳統社會，把所有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所需要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既是資源高度稀缺的表現，也是為了各種方便，例如溝通、干部管理的方便等等。

但是，現在因為交通和通訊技術方面的突飛猛進，很多方面的“不方便”問題已經解決了。而且，資源也不那么稀缺了。實際上，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優質資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因此，需要依靠重新設計城市化，來緩解和醫治日益嚴峻的城市病。

同樣的方法可以擴展到其他幾個一線城市，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超大城市也面臨和北京差不多的問題。要解決問題，這些大城市的功能必須分散化；如果繼續擴大，最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強調市場機制能夠在資源分配方面起主導作用，多年來改革的努力也是往這個方向進行的。

客觀地說，在中國具有的數千年文化傳統中，資源受市場的影響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應當有一種全新的思路來創造條件，讓市場發揮主導作用，那就是行政權力功能的分散化，這可以導向幾個積極的結果：

首先就是這里所討論的實現可持續的城市化。舊模式的城市化已經難以為繼，而城市化仍然需要繼續，那么，就要尋找新的模式。

其次，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前提就是資源的有效配置。目前的行政權力格局已經成為資源有效配置的阻力，改革行政權力的配置可以釋放巨大的生產力。

其三，政治社會安全。超大城市模式已經演變成政治社會安全問題。城市不僅僅是居住空間問題，城市的核心更是公共服務。如果城市沒有足夠的能力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人們肯定會變得不滿。現行城市規模已經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例如醫療教育等改革）構成了有效的制約。通過強化行政權力的集中來提高提供服務的能力，對當前的大城市而言已經失效，通過行政權力的分散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式。

其四，社會公平。優質公共服務在地理意義上的分散，可以帶來社會公平的效果。在現在的體制下，離中心城市越近，所能享受的優質公共服務就越多，行政功能的分散，表明更多的人民可以獲得公共服務。

從這個意義上說，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說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