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一座礦很容易，關一座城卻很難

時間似乎在如今的同家梁煤礦停下了。

至少從北側的生活區來看是這樣——供電供水照舊，衛生院大門依然敞開，女人們仍會在下午三四點聚集在礦區唯一的廣場，跳一小時的廣場舞。

礦區生活的指針頑固地重復著這個時刻。過去，早班下礦的男人會在下午三點結束工作，回家吃飯休息。中班的男人這時則從睡夢蘇醒，收拾行裝準備下礦。

王樹平無比熟悉這個時刻。一切都和過去沒什么兩樣。

“關一座礦很容易，關一座城卻很難。”同煤集團相關負責人說。

田建軍快忘記煤炭“黃金十年”的細節了，他老是記不清當時自己的工資到底比現在多了多少。

去年煤炭市場的“寒冬”他也不怎么愛提，只說“國家和煤礦不會不管我們的”。那個高喊著“改革開放、下海闖蕩”的年代也在他的記憶里越來越淡。他一點兒不后悔當時的留下，“說白了，下了那么久的礦，你出去能干啥呢？你還會做啥呢？”

地下世界才是他信賴的地方。負責安全監督檢查的他，只有穿上厚重的工服和雨靴，戴上5斤重的自救器和礦燈，他才覺得安心。

他有些害怕去想，一旦失業自己能怎樣。“年輕人還能學新東西，他們學得快，我能干啥呢？”有礦工說，自己也習慣了多年被同家梁礦庇護，“去年那么難，礦上沒有辭退我們，還提了房儲，以后日子好過了，會不管我們嗎？”

這個問題誰也說不準。至少從國家層面的布局中可以看到，國家能源局提出，2017年煤炭消費比重要下降到60％左右，繼續化解煤炭過剩產能，退出產能5000萬噸左右。

這些又遠又大的事他管不著，他高興的是同煤集團下屬最遠的礦，離家里也不過兩小時車程。至少，不用去太遠的地方了。畢竟，很多遠赴山東內蒙古打工的朋友都沒能熬過去年煤炭行業的寒冬，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領到工資，從異鄉回到故鄉，尋找著“滴滴打車”、外賣等等新的出路。

王嘉偉也沒太關心這些消息。他只希望父親能早點退休，能早日洗肺治病等等，自己都能在身邊照料著。

他還有一個心愿。女兒一天天大了，她的生活離煤越來越遠了。路上也見不著一塊煤，現在技術發達了，煤灰也抖落的少了。但他一定會抽時間帶女兒回同家梁礦，看煤炭，看產煤機。

這個父親會告訴女兒，“你的爸爸、爺爺，還有爺爺的爸爸，都在這里出生長大，被這片土地養育。”他推了推眼鏡，“這里是你的根。”

三月天剛過，同家梁礦風依舊很大，一天到頭吹個沒完，很多礦上的女人都開玩笑，出門走幾趟就得變“梅超風”。 呼嘯的風帶來了冷，也吹來了好空氣，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城市空氣質量數據庫”數據顯示，大同PM2.5年平均值為42，低于北京、上海以及廣州，全年空氣質量達標天數達320天。

但這一切都和地下世界的礦工無關。

田建軍很清楚，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霧霾而對煤炭有了負面情緒。他淡淡地說，在漆黑的地下，每次割煤，煤塵漫天飛揚，眼睛、鼻子都會被糊成一團的煤粉粘住，那個程度“也許是你們看到的霧霾的幾倍甚至十倍”。

他還在等待分流的結果。偶爾做夢，他好像還在井下。

關停那天，他是最后一個從井下離開的人。沿著巷道，他仔仔細細走了一遍，風機已經停止運轉了，曾經讓他覺得難受的冷風沒了，腳下的水一點點漫上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很復雜。說恨吧，是真的挺苦挺難的。說愛吧，干了這么多年不可能沒有感情。”田建軍變得有些絮叨，“也是這些黑乎乎的煤，真的養活了我們一代又一代人。”

同煤集團的一個“礦三代”趕來告別，大家一句話不說，有人默默地哭。礦區，還是靜靜的。(記者 袁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