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報告指出，“雖然醫院本身也有一套采購流程，但是外部監管的不足與內部的形式化管理依然使得腐敗存在較大空間，加之醫用耗材本身價值較大，成本具有隱性，各醫院專科醫生對耗材使用具有話語權，使得醫療器械與耗材成為了代替藥品獲得盈利的最佳手段，增加了該環節職務犯罪的風險。”

其實，早在2009年下半年，廣東省物價局在省內開展醫療器械、醫用耗材價格專項調研時就已經發現，2008年，所調查的醫療機構使用心臟起搏器、管腔內支架補片的種類和數量比2007年明顯增多。同樣暴漲的是價格。其隨后發表的報告《醫用耗材價格管理研究》顯示，在生產環節，有的生產企業2007年、2008年生產的前十種醫用耗材的實際平均出廠價比產品成本高70%以上。

在課題組看來，制度上的不完備以及醫用耗材的暴利是腐敗產生的根源。在同醫院的會談中，他們發現，各個醫院為防止醫療耗材領域的職務犯罪，都制定了不少措施，尤其是針對重點環節如品牌和價格兩個指標進行風險防控。“各個醫院的采購都針對自身特點進行風險防控，也導致全省各家醫院各自為政，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蘇明說。

“三高”人員成腐敗主力

伴隨著案件性質的轉變，課題組發現，涉案醫療衛生系統工作人員也由以往的普通工作人員向高端專業型醫務人員轉變。“涉案醫務人員群體呈現出行政級別較高、學歷高、專業影響力較高的‘三高’特點。”

2014年前，越秀區人民檢察院查處的醫療腐敗發案主要集中在檢驗部門、后勤部門、基建部門等領域，這些部門涉案工作人員的學歷、專業要求相對較低。而如今，行業的領軍人物，主任級別的醫務人員在醫療領域的涉案人員中占據絕大多數。“涉案醫生在其領域內具有較高的專業影響力，同時從事行政管理、醫療、教育和科研工作，其中不少是高校的博士生導師。”

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審理過的一名犯罪嫌疑人，曾是一家大學附屬醫院心內科主任，從事心血管病介入診療工作二十余年，承擔或參加國家級、省部級和廳局級課題10余項，迄今以第一作者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在學術上擁有很高成就。“由于擁有較龐大的社會資源，受制約程度較小，‘三高’人員往往比常人面臨更大的誘惑，所帶來的社會危害更大。”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醫療職務犯罪的成因，包括謝連燊在內的課題組成員，與廣州市7家三甲醫院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多次會談，并設計了一份問卷，來了解醫生所面臨的困惑和造成腐敗的深層次原因。

檢察人員發現，“高壓下的心態失衡”是醫生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參與問卷調查的487名醫生中，接近65%的人認為應提高工資比例，才能符合醫生的勞動付出，認為工資應當提高的幅度從30%到100%不等。“長期以來，醫生待遇和勞動付出不對等，這讓很多醫生面對‘回扣’時無法拒絕。”

在檢方辦理的案件中，涉案的“三高”醫生，都對自己的收入水平不滿。蘇明說，尤其是當有些醫生發現耗材代理商就是自己的同學，通過“倒買倒賣”幾年之內發家致富，購買豪宅豪車，而自己作為救死扶傷的醫生卻只能拿著死工資承受強度大風險高的勞動，心態極易失衡。

在被立案偵查后，有“三高”人員對自己的受賄行為進行辯解，“其他人都收，我們為什么不收？”“代理商給的這部分錢，如果我不收，就是代理商自己拿，我不服氣。”

不過，謝連燊等人認為，應該將醫生收受賄賂的行為和醫生的醫品區別對待。“在處理案件中，我們發現醫生確實非常辛苦。”蘇明曾經因為一個案件去醫院對一個醫生證人進行問話。午飯的時候，這名醫生拒絕吃午餐，緣由是“下午有手術，吃了會犯困”。基于此，在對犯罪醫生進行審訊的時候，蘇明等人會尊稱其為“某某醫生”或者“某某主任”，而不是像審訊別的嫌疑人一樣直呼其名，甚至抓捕的時候也盡量不使用警車。

報告建議，應綜合考慮醫生受教育時間、培訓時間、勞動時間、勞動強度、職業風險、技術含量等特點建立薪酬制度，使薪酬與醫院、醫生業務收入脫鉤。同時提高技術服務的價格，降低醫藥耗材收費，使“以藥養醫”“以耗材養醫”轉化為“以技養醫”，使醫院從商業型的運行模式回歸到公益型的運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