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性侵害，郝靜較真得讓人尷尬。她一字一句地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因為遭遇過性侵，所以對很多案件感同身受，而現實生活中，很多人覺得離自己很遙遠。”

在童年最黑暗的歲月，郝靜的母親將所有愛傾注給了小她一歲的弟弟。很多夜晚，小郝靜蜷縮在炕頭，回憶著白天令人驚恐的細節，徹夜難眠，母親則擁抱著弟弟，安睡在炕的另一頭。她想告訴母親自己的遭遇，可又覺得不會被當回事，甚至挨揍的可能是自己。

無數次糾結后，她腦海里只剩兩個問題：我是不是多余的？我是不是該去死？

如今，郝靜在很多時候會把要死要活的勁兒投到“女童保護”的課上，以淡忘過去的不愉快。“女童保護”的負責人孫雪梅記得，剛開始聽郝靜的課，有點心疼，甚至覺得她在和自己較勁。快樂是強顏歡笑，可她又努力把課堂氣氛整得活躍，甚至會緊張到忘詞。

她不肯錯過任何細節：農村的一些孩子，沉默，膽怯，看到陌生人的目光，第一反應是躲閃。看到他們，郝靜就心顫，仿佛看到了當年的自己。

為照顧這些孩子，郝靜給自己定下規則：必須提問到每一個孩子，多用目光去鼓勵那些孤僻的、坐在角落里的娃娃。

用她自己的話說，每節課都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觀察每一個孩子，再拼命調動課堂氣氛。課講完，累到恨不得癱在椅子上，“哪怕領導來慰問，都懶得多說一句話。”

一天給某小學上完示范課，有孩子給郝靜發短信：“老師，你能不能幫幫我。我才上五年級，可已經發生過性關系了。”

郝靜慌忙回電話，手機關機，后來，又收到短信。郝靜特別嚴肅地找到學校的校長，希望能幫忙排查。可對方笑著答應，沒有下文，郝靜著急難受得不行。

因為“較真”，她還被某縣政府工作人員寫成新聞：“老師那種言辭犀利的表述和‘低情商’的指責讓優秀教師們感到汗顏，甚至很傷自尊，她的每一句評價都時時考驗著學員的‘抗打擊’能力。”

可新聞的最后也承認，“以往缺少了這種較真的教學態度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教研活動丟了靈魂。充滿激情的嶄新風格，為打造高素質團隊奠定了基礎”。

“每上一節課，就可能有孩子因此免遭厄運，這是鬧著玩的嗎？”郝靜說。

在東北的一座縣城里講示范課，郝靜沒講一半，教育局的領導起身，走了；她倒也不在乎，正常上課，還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給了孩子們。

晚上聚餐，當地一位領導不客氣，直接對郝靜說，講課“沒啥用”，發生性侵案件的幾率太小，“哪能遍地都是流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