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一家主營日本進口食品的國內進口商工作的俞望辰入職不到半年，主要負責餅干糕點、糖果巧克力、軟飲料、米面雜糧與調味料等商品的電商銷售和進口清關工作。年輕氣盛的俞望辰有些灰心，他正在籌備公司天貓店鋪的開業，卻“沒什么東西可以賣”。公司大受打擊，持續虧損，可售賣商品種類從1000個縮減到50多個。

中日食品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一包麥片想要來到中國，路途是漫長而曲折的。盡管這并不妨礙中國在2011年成為全球第一大食品農產品進口市場。在俞望辰的公司，每一批進口的每一個產品都需要單獨出具證明文件。每個集裝箱有80～120種商品，需要相應數量的原產地證明，再加上正常報關需要的入境檢驗檢疫、海關報關單、進口關稅單、合同、發票、裝箱單等，一次報關需要提交給出入境檢驗檢疫局（CIQ）的材料厚度能達到三四十厘米，要用箱子裝。

“CIQ的審核會具體到所有原產地證明上的信息和翻譯件是否完全一致，陸運、船運等運輸方式也要一一確保無誤。”俞望辰回憶。

食品從日本啟航運抵中國港口后，還要面對最后一道關卡。海關負責對報關商品的價格、數量、關稅是否準確進行核實，而CIQ負責商品的中文標簽、衛生及品質資質審核，以及最后的實物商品抽樣檢測。“核輻射檢測的流程并不復雜，成本也并不高，很多人為了檢測環境，都會自己購買一個小型的手持輻射探測儀，比如入門級的蓋格計數器，只需要幾百元錢就能買到，盡管精確度不算高，但也能大致提供周圍環境的輻射水平。”楊祎罡說。

在俞望辰的記憶中，合法入境的商品在層層管控下很少出現抽檢不合格的情況，“偶爾有也是因為申報時候的一些小錯誤”。

在朱毅看來，國家在制定關于食品進口政策時的一個原則是“預防性”，也就是“寧可信其有”，正規渠道進口的日本食品沒有必要擔心有核輻射，也根本不會進口類似“卡樂比”麥片的產地不合規定的食品。“日本核輻射好比一頭兇殘的老虎，但目前看，還被關在日本的籠子里，我們不用害怕。”

總有幾根“虎毛”掉落在“籠子”外面。代購、跨境電商等平臺的興起，讓這包產于日本核輻射區的麥片，悄然避過了層層檢驗，流入中國市場。

“大家一開始都說進口食品好，怎么一下子全變了呢？”

最開始迎接這包麥片的，不是中國消費者的驚恐，而是喜愛。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中國消費者對國產食品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去年，劉洋投身進口食品行業，做起了日本零食代購，“競爭相當激烈”。他沒想到干了才一年多，連本都沒賺回來，消費者的口味又變了。

朋友在日本聯系賣家，劉洋在國內聯系買家，然后商品直接從日本發給消費者。他甚至從沒去過日本，也沒聽說過那個《關于進一步加強從日本進口食品農產品檢驗檢疫監管的公告》，在日本的商品選購完全是“看顧客想要啥”，并不會特別留意原產地。

他沒想到“顧客至上”也會出事。他更想不明白：“大家一開始都說進口食品好，怎么一下子全變了呢？”

通過代購、海淘或者自貿區進口的食品不屬于“貨物”，而是“私人物品”，因此不需要像一般貿易的商品一樣，經過檢驗檢疫等程序，也就逃脫了監管政策的約束。“等于你個人在國外買東西寄到國內，是由個人來對這個商品的質量負責。”俞望辰說。

“進口食品不一定就是安全的，來路不明同樣有可能存在風險。”朱毅表示。根據國家質檢總局此前發布的《“十二五”進口食品質量安全狀況》白皮書，“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中國相關部門共檢出不合格進口食品12828批、6.8萬噸，幾乎所有種類的進口食品均有不符合我國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情況，包括微生物污染、品質不合格、食品添加劑不合格和標簽不合格等。

除了食品本身存在的問題，云無心認為，在這類非正規渠道進口過程中，無論是包裝、運輸、儲存流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有讓食品安全受到影響的風險。

“可能出現包裝破損，或者被混裝運輸。”云無心說，“關鍵在于出了問題消費者無法正常地追責和維權。”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食品安全法》相較于6年前的版本，“食品進出口”一章的字數增加了一倍，幾乎每一條都被詳細地擴充、解釋。但始終未出現關于代購、海淘、跨境電商的條款。

直到去年，財政部發布《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經過1年的過渡期，今年5月11日，該規定將在天津、上海、杭州、寧波等10個試點城市正式實施，要求網購保稅商品“一線”進區時須按貨物驗核通關單，并對化妝品、嬰幼兒配方奶粉、保健食品等商品提出了首次進口許可批件、注冊或備案要求。

短時間內，這款日本麥片在中國不可能輕易買到了。留給劉洋繼續納悶的時間不多了，店鋪還在不斷虧損。他不再徒勞地給顧客直播吃麥片，也再也不想為顧客代購這款商品，而是跟朋友商量，以后進貨“一定要看一下產地”。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劉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