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再只是那個走得再遠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祖輩窮盡一生留給后輩的遺產。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門磚”，象征財富的標桿，它成了資本游戲里的一張王牌，幻想賺快錢者的工具。

每一秒，都有無數人在為房子喜憂。

今年兩會，中央強調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這是一個普通家庭三代人和房子的故事。它試圖回答：房子，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老有所依的地方

我的兩個爺爺，到死都沒有自己的房子。

一個是我血脈上真正的爺爺，姓劉，我叫他“木瓜爹爹”。他念過私塾，在戰亂之時當了兵，返鄉之后干不了重體力活，只能放牛干農活。他吟得一口好對聯，寫得一手好書法，但還是被鄉鄰譏笑“書呆子”、“木瓜”，死前最后一面，他還跟我講對聯章法。

老人老來云游四方，隨處落腳，四海為家，從無今人對房子的概念。他活著的時候把土坯房拆了，地基留給孫兒蓋樓房。死的時候，正是大年初三，他搬出竹椅，到外面安然而坐，無病無痛睡去，身后就是他曾經的破土坯房。

另一個爺爺生于地主家族，姓吳，是“木瓜爹爹”的妻弟，我叫他“大爹爹”。祖上有幾十畝地，爺爺生來就是大少爺，卻繼承不了萬貫家財，“斗地主”之后，“階級成分”不好，童養媳也跑了，他一輩子沒結婚。

“木瓜爹爹”把父親過繼給他，算是了他一生未婚、無兒無女的遺憾。姐姐和我出生后，并不隨父親姓劉，而隨“大爹爹”姓吳。

爺爺一生清貧，白手起家，去山里砍柴，拓荒開田，一輩子枯瘦如柴，到死的時候也沒吃過多少飽飯。食道癌晚期的最后半年，他把大集體分的十幾畝地，都分給了別人。老人最后死在過繼的兒子、我的父親的房子里，葬在祖人墳前。

“木瓜爹爹”一生都不贊成他最小的兒子、我的父親讀書，父親卻考了東半縣第一；1981年，父親18歲，出來教書，又成了全村最小的教師。

那是個“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年代，教師不再是“臭老九”。父親轉正后一個月工資34元5角，攢到我四歲、1995年，在全村蓋起了第一棟單門獨院的兩層半樓房。

有老人捉過來兩只土雞；大爹爹”把豬牽出來賣了。兩三百斤的大肥豬倒掛上秤，一邊拉屎一邊嘶吼。老人舍不得這頭年年生一窩的老母豬，一邊拍豬的屁股，一邊似乎又想把豬剛拉的屎拽上秤。

那時候蓋房沒有現在這樣專業的工程隊，全靠自己一磚一瓦壘起來。全村人都來幫這位外姓的劉老師搬磚。蓋房成本主要靠磚瓦物料和人工，每層145平，只花了2.5萬元，折合一平米均價86元。父親當時一個月收入夠在農村蓋七八上十個平方。

院里有水井，種樹養花，院子后面是自家竹林，挨著水庫。屋里正廳放“天地君親師”排位，“大爹爹”住主臥，床頭是黑白電視機。每個房間至少二三十平，不僅能放舊時鑲著“順治”銅錢的老柜子和鐵鍬等農具，還能堆幾袋糧食，碼一地西瓜。

那是房子代表著家的年代。經歷過“58年饑荒”的老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大抵是搬出土坯房，住到樓房里。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親當年急于蓋房，更多是為了伺候幾個老人，讓他們老有所依。

父親先后給五位老人養老送終。老人們還健在的時候，父親每年夏天都騎著28號自行車，來回踩十幾里路，插秧、割谷、曬麥、犁地。

老人們相繼離去的十多年間，他又四處找醫院，求醫生，托關系，找救命的白蛋白，給老人陪床，又給他們一個個穿壽衣，一個個墳頭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