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民融合發展緣何上升為國家戰略——軍民融合發展系列談之一

習主席指出:“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們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是從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任何富有生命力的發展戰略都是國家戰略需求與歷史規律相結合的產物。將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國安全和發展相統一的戰略需求,是與戰爭形態信息化、技術形態軍民通用化、經濟形態高度市場化的時代條件緊密結合的產物,對于破解諸多發展難題、實現民族復興意義重大。

安全之盾

當近幾場信息化戰爭的硝煙漸漸飄逝之后,人們開始冷靜思考一個問題,即在當今信息化戰爭時代,世界各主要國家為何都在大力推進軍民融合發展?這一問題隱含著今日戰爭與昨日戰爭的根本區別,也促使人們不斷探尋當代中國國防安全背后的深層問題。

現代國防安全,本質上是靠國家整體實力支撐起來的大國防體系安全。對于一個大國來說,所要維護的國防安全,集中表現為應對當前安全威脅的現實國防安全、具有可持續性的基礎國防安全和在軍事革命競爭中能夠贏得戰略主動的動態國防安全這三者的統一。由此決定了維護現代國防安全必須走軍民深度融合發展之路。

對我國而言,國防安全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態勢,可以概括為:國家領土主權安全與國家戰略利益拓展相互交織;國防安全與國內安全穩定相互交織;傳統領域安全與新興領域安全相互交織;軍事安全與其他安全相互交織;現實安全與潛在安全相互交織。這說明國防安全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我們必須用軍民融合發展的方式獲取和保持相應的戰略能力。

用軍民融合發展方式全面提升國防安全能力是世界大勢。在信息化時代,安全與發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軍與民、平與戰、前線與后方、軍用與民用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近些年來,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國家軍事專用技術比重越來越低,目前已不到15%,軍民通用技術已超過80%,軍隊信息化建設主體技術均來自民用信息系統。世界各主要國家更加注重利用國家資源和社會力量實現戰斗力的整體躍升。美國F-16戰機訓練模擬器原價3500萬美元一臺,利用好萊塢的電影拍攝和多媒體等技術后,單價成本下降為原來的1/12,性能卻顯著改進。

今天,現代軍事體系能力生成主要集中于軍事信息系統、信息化武器裝備系統、信息化支撐環境三大系統,所需要的資源幾乎覆蓋了整個國家的戰略資源。人類創造財富的活動與捍衛自身安全的活動水乳交融地融合到一起,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其根基已經深深植入經濟社會的沃土之中。信息化戰爭的體系對抗,已不僅僅是兩大軍事體系的直接對抗和較量,而是基于網絡、信息主導、跨域聯合、軍民協同的整體性對抗,是以國家整體實力為支撐的大體系對抗。面對戰爭形態的深刻變化,只有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充分挖掘使用經濟社會母體中蘊含的巨大經濟、技術、信息、人才等能量,才能有效解決我軍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問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用融合之力鑄就現代國防安全之盾。

發展引擎

發展是當代中國的第一要務。盡管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依然徘徊在世界第70位至80位之間。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繁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面臨趨勢性下降危險,亟須找到新的內生增長動力和經濟發展新引擎,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新思路。

制定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國防建設在刺激增長、促進轉型、增加就業、孵化高新技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強大動能。我國船舶制造業為什么在船舶載重噸總量上會超過韓國、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一?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軍用船舶業幾十年的持續拉動。“北斗系統”為什么能產生數千億元的產業帶動效應?為什么能帶動智能汽車、物聯網、車聯網等一批新業態?根源在于它對國民經濟技術產業群所產生的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的帶動效應。“神舟”飛天、“嫦娥探月”等大型國家工程,也都有力拉動了相關高端技術和產業的快速發展。

發展的源泉在創新。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推進,全球科技創新異常活躍,3D打印、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深海深空探測等高新技術迅猛發展。2016年3月的“人機大戰”舉世關注,展現出人工智能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的無限空間。世界軍民融合發展正進入一個“創新引領、多點突破、體系重塑”的全新階段。各主要國家力圖通過有效的戰略運作加速軍民深度融合,以最快的速度把新科技革命成果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從而搶占綜合國力競爭的制高點。這對我國形成了持續的動態競爭壓力。實施軍民融合發展國家戰略,我們就能集中全社會的力量、共用一個經濟技術基礎進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就能極大地提升綜合國力和國家可持續發展能力。

復興基石

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來,一幕幕大國興衰的歷史活劇不斷上演,看似混沌無序的治亂興衰背后,蘊藏著一個亙古不變的鐵律:大國崛起,成于經濟和軍事的協調;大國衰敗,敗于經濟和軍事的長期失調。一個大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和劇烈的權力格局變動中贏得主動,關鍵是實現經濟系統和軍事系統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進而實現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戰斗力的雙向躍升。

當前我國正處于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這是一個中國追趕、達到和保持世界先進水平的崛起過程。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將始終面臨種種制約國家安全和發展統籌協調的難題。解決這些難題,應對嚴峻挑戰,特別需要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下統籌安全與發展,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發展。

深入一步看,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相比,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還有更為迫切的特殊需求。現階段我國軍民融合的微觀主體、技術起點、經濟體制、法治環境以及國際環境與發達國家均有較大的差異性。發達國家的軍民融合,總體上是以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規范的法治環境為平臺的,因而與社會經濟轉型之間不存在較大矛盾。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盡管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但總體上是在社會經濟體制轉軌環境中進行的,經濟環境、法治環境和政策環境還不完善不健全,現行體制中仍存在著明顯的“碎片化”傾向,軍地之間缺乏有效的體制聯接整合,軍地兩大系統內各自為政,“多張皮”“多龍治水”的現象十分突出。這些問題加劇了軍民融合職能“缺位”“越位”“失位”的現象,造成了“多頭提需求、分散搞對接、各自抓建設”需求對接障礙。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就會陷入“指頭硬、拳頭軟”“要素強、系統弱”“有資源無力量、有實力無能力”的境地。今天,要實現軍民之間“車同軌、書同文”,形成強大合力,必須制定和實施更加堅強有力的戰略規劃,建立更為強大的戰略執行力和政策推動力,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富國與強軍相統一、安全與發展相促進的戰略紅利。

(作者系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