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基因檢測在臨床的深入研究以及技術的不斷發展，精準醫療對于提升醫生臨床診斷和疾病治療水平的作用凸顯，也成為大家日益關注的焦點，為人類攻克癌癥等重大疾病帶來了希望。近日，由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發起的“精準醫療互動會”邀請了國內著名專家學者一同探討了精準醫療在提高臨床診治、藥物研發、疾病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以及精準醫療熱背后的一系列潛在問題。

精準檢測是靶向治療的前提

腫瘤目前已經成為我國的高發病，每年的腫瘤發生和死亡人數都在上升。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進一步加劇，加強腫瘤的早診早治非常關鍵，精準醫學能幫助醫生更早地去發現腫瘤并更好地去治愈。靶向治療以及最近非常火熱的免疫治療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而精準檢測是這兩項技術發展的必備前提。

“精準醫療的第一步離不開檢測。”廣東省肺癌研究所所長吳一龍教授表示，精準的檢測是實施靶向療法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時對靶向藥物的研發至關重要。2001年至2005年，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的發現轟動了整個腫瘤界，針對EGFR設計的靶向藥物也被研發出來，而在這之前，肺癌的治療主要依靠化療。

“從2001年到2016年，短短的15年間，肺癌治療技術的發展走過了過去100年都沒有走完的路，一個個令人興奮的技術不斷出現。”吳一龍帶領著他的團隊10多年來在肺癌靶向藥物治療領域不斷深耕。

分子生物學促進了分子病理檢測技術的發展，診斷已經深入到亞細胞形態和分子結構的改變，這對于靶向精準治療非常關鍵。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病理科主任林冬梅表示，在分子靶向檢測中，對于同一種腫瘤類型，不同的分子亞型，檢測類型不一樣，臨床靶向藥物的選擇也不一樣。

“未來病理醫師將面臨更多的發展變化，包括對于腫瘤易感基因的檢測，如乳腺癌／卵巢癌BRAC基因等一些常見腫瘤易感基因突變的檢測，這在臨床治療和預后評估方面很重要。”林冬梅表示基因檢測平臺的操作對于病理科醫生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傳統形態學教學培養出來的病理科醫生要快速適應基因檢測新技術時代的到來。

基因差異化下的精準研發

吳一龍曾質疑歐美在肺癌靶向藥物試驗方面的結論，其研究成功推動了曾被美國“下架”的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吉非替尼的重新上市。吉非替尼可以通過對EGFR酪氨酸激酶活性的抑制阻礙腫瘤生長、轉移和血管生成，并促進腫瘤細胞的凋亡。而因為英國的一項臨床試驗發現吉非替尼和安慰劑的差別不大，于2005年被要求在美國退市。

而吳一龍發現中國病人對吉非替尼使用后的效果并不如美國描述的那樣，他覺得其中應該還有別的原因，也許是人種基因的差異導致藥物效果不一樣。于是，吳一龍聯合了日本、泰國、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臺灣地區的科學家們一起做了相關方面的研究。研究結果非常成功，他們于2009年公布了1271個病人的研究成果，結果顯示與歐美國家存在很大差別，證實了吉非替尼對存在EGFR基因突變的病人效果很好，此結果讓歐盟批準吉非替尼重新上市，而美國也于2015年重新批準吉非替尼上市。

由此可以看出，基因檢測分析對于病人選擇靶向治療藥物的效果很關鍵。在肺癌治療中，對于沒有驅動基因的患者采取靶向藥物治療，病人的平均生存時間大約為2年，而如果有驅動基因的情況下采取靶向藥物治療，平均生存時間則可以提高到3年左右，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中位生存數值了。

這也成為基因檢測分析在藥物精準研發方面的經典案例。精準研發可以降低整個研發的投入。因為事先已經知道了靶點，根據靶點再進行化合物的選擇和配置，會節省大量的資金和時間成本，避免盲目研發帶來的巨大浪費。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團隊的研究成果正在改變全世界的臨床實踐。12月6日，吳一龍教授團隊公布了他們牽頭研發的第三代肺癌靶向藥物，幾乎在同一時間《新英格蘭》雜志在線刊載了這一研發成果。

基因檢測常規化？為時尚早

“如果體檢時我告訴你可能得癌癥的幾率是3%，你會怎么去理解？20%又會怎么去理解？50%呢？不把你嚇壞了嗎？”吳一龍認為基因檢測雖然對于醫學診斷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不應該被過度夸大，他認為目前將基因檢測列入常規體檢還為時尚早，現在基因檢測還是應該主要針對患者，“我反對用遺傳學基因檢測來當算命先生，醫學的問題用概率來判斷的話是倫理學所反對的”。

林冬梅表示基因檢測要想作為臨床常規劃的檢測，一定要經過反復推敲，經過了官方認可和臨床實踐。

吳一龍認為基因檢測在臨床試驗上的路還有很長一段要走。必須考慮到基因檢測結果出來，我們是否有藥物去治療它，“如果沒有辦法治療，那么檢測出來又有多少用？目前，已知有10個基因與肺癌發生相關，這其中有四五個基因是可以找到相關治療藥物的，這個時候基因檢測是有效的。而如果我們能夠檢測出500個基因中卻只有1個基因能有治療藥物，那么別的499個我們檢測它們用來干什么呢？”

江蘇省腫瘤醫院院長馮繼鋒建議，對于那些已經有臨床依據的檢測靶點基因，能夠為臨床藥物的選擇或治療的選擇提供幫助，政府在這個方面應該承擔一個監管批準和推動的角色。這些檢測能夠幫助降低醫療成本，降低患者的費用支出，同時希望能夠進入醫保體系，幫助病人切實解決費用問題，為精準醫療打下基礎。

標準規范數據化是行業發展之石

“傳統病理診斷技術占比越來越小，分子生物學檢測手段則在迅猛發展。除此之外，影像學技術也在不斷提高，可以在術前無創的情況下做出精準的診斷。”四川大學副校長步宏看到了精準醫學的發展給病理學帶來巨大改變和發展空間，但是同時也存在一系列行業新興期的問題。

“我們現在每個省的病理標本切片數差異很大，很多時候對病人的采樣量和抽樣量不夠，這又如何保證精準診斷呢？”步宏認為要想改變這一現狀必須做到病理專業化，未來病理學發展會綜合各類臨床數據，很多分子診斷的大數據會加入進來，與形態學上看得見、摸得著的傳統病理綜合在一起，成為支撐精準醫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系統。

吳一龍認為精準醫療一定要防止碎片化。目前，大部分醫生對于精準醫療還只不過是附庸潮流，能做到依據基因異常分析來進行精準治療的醫生還很少。精準醫療在國內目前還是各做各的。吳一龍認為精準醫學要想長期穩固發展，一定是一個規范標準的系統工程，離開診斷、離開臨床醫生的驗證，永遠不能稱之為精準醫療。

林冬梅看到現在的靶向分子檢測在三甲醫院中要求病理科獨立建制，很多醫院沒有資質就只能送到三甲醫院來做，這種情況下檢測前的質控很難把握，這可能是第三方檢測平臺所面臨的問題，這與美國第三方基因檢測公司嚴格的質控和檢測分析體系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林冬梅認為需要建立一個生物信息學、細胞遺傳學、分子生物學、臨床學、病理學等高水平的多學科綜合平臺，成為行業的標準化通用型精準檢測平臺而不是受制于哪家醫院機構。

對此，吳一龍表示，不一定每家醫院都要配備齊全所有的基因檢測設備，如果第三方檢測公司能夠達到同樣的技術標準，可以把他們的結果吸收進來統一管理，由病理科綜合各方因素作出最后判斷。

精準醫療和其他行業一樣，經歷著初始的爆發、過熱及混亂，而最后標準規范化的行業體系是支撐其長遠發展的根本，醫學是十分嚴謹的，一個通用性規范化的體系是精準醫學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