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直在關注基弗展覽的事，支持和反對的，中文的和英文或德文的，能找到的文章幾乎都看了一遍，現在忍不住想為展覽主辦方說幾句。

我覺得討論這件事一定要把法律，道德和情感掰成三件事來分別說。咱們先從法律上說，展覽主辦方一直在強調，整個環節都是合法的，所以他們沒有理由取消展覽，后來又看到一個在德國學習版權法的博士生寫的一篇中德法律比較的文章，基本認定這個展覽的合法性，中文網上幾篇不支持展覽的文章，也大都是以“雖然不違法，但是。。。 ”為前提來指責的，所以，對于展覽的合法性，中國方面幾乎是沒有異議的。今天看了《南德日報》對基弗的采訪，記者用“憤怒”和“深深地失望”來形容基弗的情緒，但是盡管情緒激化到這樣的程度，基弗本人和代理他的畫廊從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要訴訟了法律解決之類的話。據我在德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假如一個德國人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他在要求對方停止侵害-尤其是在用書面文字阻止侵害的時候，最后肯定不會忘記警告一句：您若一意孤行，我將不得不訴訟法律。書面遞交這樣的警告，不只是拿來嚇唬人，而是將來真的要訴訟法律時可以作為一個證據使用。更何況像白立方和高古軒這樣的專業畫廊，遇到合法權益被侵害的事，旗下專門為其打官司的律師們肯定會像消防隊員終于看見著火了一樣興奮。但是無論藝術家還是畫廊，在整個回話中沒有使用過一次法律的字樣，我因此而判斷，這次展覽也許是真的并不違法。為了核實這個判斷，我還特地詢問了一下上次幫我打藝術糾紛官司的律師，他的回答和中國那個法律博士生基本上一致。

現在我們假設，展覽從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剩下要討論的也就只有道義和情感上了。

天下一叔在批評這個展覽時，借用了大量海外一流美術館的實例來說明美術館的公正性，專業性，機構信譽等的重要性。他說的我都很贊成，但是他拋開了中國當下的現實去討論一個虛擬的理想狀態。中國一流的美術館和歐美一些國家一流美術館的經營機制不同，這是業內人士有目共睹的。泰特美術館可以為了做一個調研， 專門雇傭一個牛津大學博士畢業的學者到中國駐扎三個月，瑞士一個美術館的館長為了找到一個他在德國意外發現的中國藝術家，可以專程到中國去和那個藝術家面談（我敢舉這兩個具體的例子是因為這兩件事有我自己親身的參與）。我們的藝術機制能給美術館提供這樣的可能性嗎？我們有一些國家級的美術館外租展場甚至都是明碼標價的，在這種機制下談美術館隔絕于商業操作之外的獨立性也是否是有些操之過急了呢？

在我們無法一下子改變藝術機制的情況下，我覺得基弗的展覽和許多其它掏錢就給辦的展覽相比，在美術館道義上并沒有輸。其一是以基弗在藝術史上的意義，他的作品在中國的哪一個館展出對該美術館來說都是一種光榮，其二是以基弗作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熟程度，那些趁著在央美美術館展覽之鍥機來提高商業利潤的判斷是經不起推敲的-只有市場尚未成熟的藝術家才有這種商業操作的必要，而且央美美術館和基弗相比，影響力還沒達到能為基弗作品抬價的程度。基弗在接受《南德報》采訪時說他對中央美院很有好感，我們可以想象，基弗對這次展覽的否定，根本原因不在于展覽館檔次不夠的問題-當然，前提是他原本就想在中國做展覽的話。其三，基弗的展覽是吻合中國受眾利益的，美術館沒有背棄為受眾服務的宗旨。

“天下一叔”在討論商業機構和美術館關系的時候，舉例說在 2017 年洛杉磯 MoCA 的村上隆個展，他的三個大畫廊高古軒貝浩登和 Blum&Poe 每個都掏了錢。這是因為重要的美術館展覽和畫廊的商業利益是一致的。這個例子卻恰恰是支持這次展覽的例證，因為基弗的展覽，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它和美術館目標及利益的一致性。

央美美術館為了本館的利益傾盡全力難道不是在盡美術館的職責嗎？

另外一個“藝姝筆記的號外”在豆瓣上的點評里說，央美在聲明中一再強調這個展是合法的。但問題是，從沒有人說這個展違法，別人指責的是你辦事兒不地道，不懂規矩。揪法律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為什么別人挑咱辦事兒不地道呢？ 因為，你損害了人家的利益了。 基弗后面是白立方和高古軒， 這兩個都是出了名的控制狂。 他們對藝術家在哪里出現，怎么出現，今天露哪張作品，明天露哪張作品都是有非常嚴謹的規劃的。他們也許早就有將基弗推進中國市場的的計劃，憑空殺出這么一個展覽， 打亂人家的計劃，自然要急。況且，畫商跟藏家之間都是有共識的， 如果藏家打破共識，隨意拋售或者展出作品是會被拉黑的，是要出事的，東西絕對不賣給你好么？以后人家就不帶你玩了好么。。。

藝祝筆記號外的全篇文章，既不是從法律角度說事，也不是從道德角度說事，而是從藝術的游戲規則上說事，假如真的排除了法律和道德， 僅僅是從游戲的輸贏規則上看，那批評這次展覽就更說不過去了：憑什么現有的規則就是恒久不變的，衡量一切的規則？國外一流的畫廊可以操控國際美術館，中國一流的美術館就不可以操控一下國際藝術市場嗎？

我曾經在博伊斯的美術館工作過幾年，在籌辦《博伊斯在中國》的展覽過程中，我切實體會到德國和中國在藝術機制上運作的不同，德國的公立美術館唯一擔心的就是怕出錯，所以寧肯什么都不做也不要做錯，而中國的美術館是非常希望能做成一些事情，有不得已時寧愿冒險，和私人藏家合作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德國公立美術館的繁瑣程序和中國的快節奏根本無法合拍，很多展覽如果不是中間有一些能夠接受折衷方案的協調人在活動的話根本就無法實施。而只要是和私人機構或個人合作，就極有可能涉及到商業上瓜葛。就目前中國的狀況來說，我覺得做了總比什么也不做要好，因為只要還在做，就有越做越好的希望。中國最大的問題是體制以及藏家或大企業在藝術上的認知問題，美術館不先把展覽做起來，如何去影響和引導這些認知上的問題？

橫觀整個事件，我唯一可以理解的就是從情感角度，基弗做為一個對自己藝術態度極為嚴謹的藝術家，他因為任何一種客觀原因沒有能夠直接參與這次展覽都是令人遺憾的，表現出什么樣的憤怒和失望都不算過分， 而央美美術館比誰都更希望基弗本人能來參加展覽，這一點是不需要任何分析就能判斷出來的。

最后說一句，這次由基弗展覽引發的問題，說到底不是央美美術館的問題，或者不僅僅是央美美術館的問題，單挑去討論這個展覽出了什么問題是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