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草木山石、花鳥蟲魚中輕叩生命存在的價值，這樣的美學觀有著靜觀萬物的包容與淡然

宋元時期是中國書畫的成熟期。知名度最高的兩幅中國畫，就出在宋元，一幅是北宋張擇端的 《清明上河圖》，一幅是元代黃公望的 《富春山居圖》。有學者認為，就在這四百年間，至少有三大藝術現象是值得說道的。它們映射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趣味，直接影響了宋元的藝術風貌。

宮廷美術全盛，此可謂其一。宋代繪畫名家如郭熙、崔白、王希孟、張擇端、李唐、蘇漢臣、馬遠、夏圭、李嵩、梁楷都曾是供職于畫院的職業畫家，為美術史貢獻了層出不窮的佳作。北宋初年，宮中即設翰林圖畫院，徽宗任上，皇帝以自己的鑒賞趣味和創作方法指點著畫院畫家的創作，當時的宣和畫院，擁有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比如選拔人才，強調立意和格調，“以不仿前任，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又如培養人才，設立畫學，內分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六科，還要兼習 《說文》 《爾雅》等古文字學典籍，以提高文化修養。

世俗美術萌芽，此可謂其二。宋代興起“城市文明”，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南宋的都城臨安，除了貴族聚集，還居住著大量的商人、手工業者和市民階層，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躍，繪畫的需求量明顯增長。一些畫師涌入城市商業市場，為商店、酒樓、茶肆裝堂飾壁招攬顧客而畫，也為市民各種各樣的需求而繪。當時，有的畫家以畫村田樂著稱，也有的畫家尤擅繪嬰兒。廟會上出現了圖畫買賣和畫像攤，街市上的“紙畫兒”行業和歲末的年畫市場則面向市民。繪畫作為固定行業與社會建立了廣泛的聯系，突破了既往宗教題材以及貴族范圍的羈絆。

文人繪畫興起，此可謂其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將繪畫視為與書法、詩詞一樣的載體，用以抒懷詠志。畫什么，怎么畫，相當主觀，沒有什么程式可以將其束縛，這其實為繪畫指明了一條新的路徑：繪畫何必要拘泥于像與不像，忠實于內心的情緒即可。蘇軾、李公麟、文同、米芾等一眾文人名士都是其中的代表。他們的畫多取材花鳥竹石、水波煙云，借物寓意，注重詩、書、畫、印的結合。這種畫風在宋之后通過“元四家”的藝術追求和實踐，成為元代畫壇的主導。

這三重現象各成氣候又彼此交織，助推著宋元藝術漸入佳境。

宋元書畫其實是相當多元的，它們卻不約而同地浸潤著某種相通的文化特質：寧靜、淡雅、含蓄、純樸。宋代藝術更是代表著中國古代美學的頂峰，今時崇尚的極簡美學，早在 千余年前的宋代已經蔚然成風———用單純的墨來畫畫、燒制單色釉瓷器。

雅致背后，這一時期的藝術更令人動容的是，一種不矯揉造作的溫度，于草木山石、花鳥蟲魚中輕叩生命存在的價值。宋代山水畫名家郭熙在一篇山水畫論中曾提到，山水畫的價值在于能使觀者深如其境，山水畫家一定要和山水建立起親和的關系，觀察山水在陰陽四時、晝夜晨昏間的變化，敏感而有技巧地捕捉到所有現象。而面對一截枯木、一片殘雪，或是本已燒壞的冰裂紋，這一時期的藝術似乎也總能將遺憾變成美。

在美學大家蔣勛看來，“可以小”正是宋代文藝的可愛之處，不講究恢弘、絢爛，很愉快地去書寫生命里小小的事件，小小的經驗?？吹缴鼇韥砣ト?，不去做比較和分辨，這樣的美學觀有著靜觀萬物的包容與淡然，它所散發的魅力其實是超越時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