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孫中山研究學者尚明軒先生致力于孫中山研究已經60余載，其1979年初版的《孫中山傳》是新中國成立后有關孫中山先生的第一本傳記，此后幾經修訂完善，經久不衰，獲得各界的廣泛認可與贊譽，為逐漸成為顯學的孫中山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已年屆95周歲的尚明軒先生于今年又修訂出最新版本的《孫中山圖文全傳》，隨著資料的新發(fā)現與研究的逐步深入，該書也由初版的十幾萬字增加為厚重的80多萬字。他曾說，終身投入到孫中山研究，我無怨無悔。是怎樣的特殊情懷，讓他一堅持就是一輩子？本報記者邀請尚明軒先生講述了其奉獻終身的孫中山研究經歷，帶我們回顧那段波瀾壯闊的風云歷史，領略孫中山先生超越時空的思想與魅力。

尚明軒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內部展覽

一

我從事孫中山研究已經60多年。我是一個農家子，小時候經常聆聽父親給我講歷史故事，逐漸對歷史故事，特別是里面的英雄人物產生興趣。到了中學，在老師的教誨下，我開始接觸并學習“三民主義”，一知半解中感到孫中山先生應該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之后，我相繼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專業(yè)完成本科、研究生學業(yè)，對孫中山先生的認識逐漸深化。從幼時的懵懂認知，到少年時的初步了解，再到青年時的學習研究，我逐漸被孫中山先生的廣博思想及其偉大事業(yè)所折服。

1956年，我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將工作需要與個人興趣相結合，開始專門研究孫中山，并確立了一輩子從事孫中山研究的理想。幾十年來，我在這一領域執(zhí)著堅守、心無旁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搜集、整理、研究盡可能多的資料，以努力挖掘與展現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精神及其對當時、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歷史人物研究，不能簡單、孤立地聚焦于某一研究對象，還需關注與熟悉其周圍的各色人等。隨著孫中山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將研究范圍逐步擴大到他周圍的人物，包括宋慶齡、廖仲愷、何香凝等。

新中國成立伊始，孫中山研究工作并沒有廣泛開展。特別是在“文革”十年，孫中山研究工作不能公開進行，相關的書、文章都得不到出版或發(fā)表。我當時倍感壓力，但還是毅然選擇堅持繼續(xù)研究孫中山。一直到“文革”結束，我已經累積多種研究成果，開始陸續(xù)發(fā)表相關文章，并于1979年出版了《孫中山傳》。這是新中國成立30年以來第一本有關孫中山先生的傳記，一經出版，便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連續(xù)印刷了十多次，還被翻譯為日本、朝鮮等國及多個國內少數民族文字。隨著資料的新發(fā)現與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在《孫中山傳》的基礎上進行了多次增訂、修改，該書從原來的十幾萬字，逐步增加到現在的80多萬字。

研究孫中山，我還有一段特殊的因緣。上世紀70年代，我在編寫孫中山先生的傳記、年譜和全集的工作中，為了收集資料和核對史實，開始與宋慶齡先生通信，請教有關孫中山先生生平業(yè)績等方面的問題。她多次來函、復函進行指導，還曾親自對我的文章作出糾正和增補，揮筆為《孫中山傳》題簽書名。比如，關于1918年，為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孫中山先生第一次給列寧發(fā)去了賀電。據何香凝回憶和蘇聯(lián)葉爾馬舍夫所著《孫逸仙》，都說電報是從上海拍發(fā)的，還有人認為賀電是從廣州拍發(fā)的，對此宋慶齡先生復函說：“孫先生給列寧的賀電，是在上海由他拍發(fā)的。孫先生在廣州時也給列寧通電、通信。可惜，寶貴的底稿都被陳炯明放火燒觀音住所燒去。”在1973年至1981年期間，我共收到宋慶齡先生的復函與來函9封，有她親筆所書者，也有她秘書室代書者。我一直將原件善存、珍藏，視其為重要的文獻文物。

我與宋慶齡先生還有過一次寶貴的見面。那是1975年5月的一天下午，宋慶齡先生于繁忙中，在她北京的住宅里會見了我，就我提出的孫中山北伐及同李大釗會見等問題，做了簡要的回答。晤談約一個小時，當時，我想請她談談個人的經歷情況，被她婉拒了，她說，我們只談孫先生，不談我自己。之后，雖然在會議或宴會上多次看見過她，但再沒有單獨交談過。1981年5月，宋慶齡先生病逝，我因在外地出差，很遺憾沒能見她最后一面。在宋慶齡先生遺體告別儀式那天，我去得很早。后來，我也創(chuàng)作了《宋慶齡傳》，但對宋慶齡先生的研究，是在她去世后才正式開始的。

二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為表紀念，我在《孫中山傳》2卷本的基礎上，吸取新成果，增加新資料，特別是編入圖錄，在新星出版社出版了3卷本的《孫中山圖文全傳》。圖錄直觀生動、內涵深刻，其獨特價值是文字所不能代替的。在此之前，有關孫中山先生的圖傳、圖錄、紀念冊等層出不窮，但要么資料不全，要么有圖無文。《孫中山圖文全傳》則將目前能搜集到的六七百張圖錄全部編入書中，圖文并茂，彌補了之前缺圖或缺文字的遺憾。孫中山先生生前為了革命理想，周游世界，廣交朋友，熟諳外語，承載他思想與精神的書信、照片、文稿等散布世界各地，作為中西文化的結晶，相信他的相關資料還會被不斷發(fā)現。

我是1978年離休的，但研究孫中山的步伐并沒有因此停下來，孫中山研究已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離休后的30多年來，我修改舊稿、創(chuàng)作新文，相繼出版了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的傳記。2009年，人民出版社找到我，想讓我主持《孫中山全集》的編纂工作，我當時已經快90歲了，且手頭還有其他工作，但幾經慎重考慮，最終還是答應下來，并迅速組建了編委會、出版委員會兩個班子，共24個人，放下手頭所有事情，全心全意、專心致志地用了6年時間，于去年完成16卷本、1000多萬字的《孫中山全集》，共收錄了孫中山先生15000多篇文章。其實，在這之前，已存在不同版本的孫中山集，比如1982年中華書局版《孫中山全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聯(lián)合編纂，共11卷，500多萬字，我負責主持其中3卷的編纂工作。但受時代、社會等各方面因素影響，這些出版物雖各有所長，但又各存所短。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孫中山研究逐漸變成一種顯學，海內外涌現出相當數量的孫中山研究學者及成果，有關資料也開始被越來越多地發(fā)現，孫中山全集亟待進行重新編纂。人民出版社版《孫中山全集》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查漏補缺，校勘糾錯，增加了很多新資料，吸納了很多新成果。在編排上，該書根據中國傳統(tǒng)史書體例，將文筆分開編纂。“文”是腦子里寫出來的文章，“筆”是坐在椅子上寫出來的文章，前者如孫中山先生的傳記、演講稿等，后者如孫中山先生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所發(fā)布的政令、規(guī)章、制度等。文筆分開，使讀者能夠容易獲悉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精華。另外，我們還以百衲本的方式，比較分析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孫中山集，將最好的版本作為底本，綜合其他版本進行校勘編纂，可謂博采諸版本之長，規(guī)避諸版本之短。

我今年已經95周歲了，直到現在，我每天上午都會雷打不動地研究孫中山。雖然做了一輩子孫中山研究，但我仍感到力不從心，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厚、著作眾多，想要摸透，談何容易。孫中山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還需要長期地持續(xù)下去。即使百千年后，其相關研究一定還會有更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