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工作的難度其實并不大，”王海說，“有問題的太多了，閉著眼都能找到。”

如果兩個不同的實驗室檢測結果都有問題，剩下來的事，就要交給采購人員。三位采購人員用不同的賬號大量購買這十幾種產品，囤在不同的地方，攢夠一定數量再統一運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

10日，王海又撥出100萬元給采購組，準備晚上雙十一再搶購一波。購物車已經填滿，就等午夜的到來。

從實體店到互聯網

11日下午3點多，搶購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他的100萬采購金，才花出去16萬。相比較他花錢花得艱難，電商們在這場狂歡中，幾乎是順勢就賺得缽滿盆盈。三個多小時后，阿里發出通告：“交易總額突破千億，其中無線成交額占比82.42%。”

互聯網經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也改變了他的打假生態。

2014年之前，他只有商超和電商兩支隊伍，隨著微商的發展，到了今年，他又組建了微商打假隊，所打擊的假冒偽劣涉嫌欺詐的案例，一半來自于互聯網。

但相對于實體店，電商打假更有難度。實體店的虛假宣傳主要是產品廣告、說明書和外包裝標注等，證據容易獲取，也容易保存，電商的虛假宣傳除了說明書和外包裝標注外，還經常出現于互聯網平臺上，如果沒有及時通過截屏等手段保留證據，網站修改內容后就很難搜集證據。

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告訴北青報記者，電商通過互聯網遠程、虛擬交易，無法像傳統交易那樣眼見、耳聞、手觸，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產品的存在，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過銀行轉賬支付和快遞商品，雙方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沒有實質接觸，因此電商出現虛假宣傳和假貨的幾率相對更大。

正因為這些問題，很多職業打假者并不愿意在電商方面投入太大精力，因為取證與訴訟都比較麻煩。

“你看這些微商，就跟游擊戰一樣，連人在哪都不知道。”王海打開微信，展示著一家微商的公號。他告訴北青報記者，不少出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賣東西，這比在淘寶、京東等平臺上維權更困難。成立微商打假隊以來，他們接了兩三起微商打假的項目，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終。

“但互聯網購物是一種趨勢。”王海說。從鎖定目標起，他們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證據保全，包括網頁截屏、購物實時錄像。對于涉嫌價格欺詐的目標，還要階段性記錄商品價格，同時，還要把取證的材料送到公證機構做公證，把購買的物品送到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作為中間方，電商平臺負有審查義務和事后補救的義務，如果購買的商品確實存在質量問題，應積極協助維權。”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岳屾山解釋道，“消費者如果發現商品問題，可以要求平臺提供商戶的信息，如果提供不出來，則可以向平臺來主張權利。”

阿里巴巴公關部的相關員工稱，他們一直在跟假貨和虛假信息作斗爭，并利用大數據進行打假。

“我們會一如既往地堅持和假貨作斗爭，我們也有更多的品牌商能加入進來幫助我們打假，至于王海怎么做，那是他的個人自由，”對于王海這種職業打假人，阿里公關部門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我們對他沒有什么態度，我們堅持努力做好我們自己。”

是正義，也是一門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著12點“一鍵下單購物車”的普通消費者不一樣，他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這項100萬的購物“專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對于食品安全的規定——“消費者購買了生產者生產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可以獲得10倍賠償金；食品銷售者即經銷商，銷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才承擔賠償損失，支付價款10倍的賠償金。”

“逐利”，這是很多商家對他下的定論。盡管職業打假人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外界對這個群體的爭議一直存在著，有人稱他們為“市場清道夫”，有的卻指責他們為索賠而索賠。“他們說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費者，”王海好氣又好笑，“我買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費者嗎？”

他并不掩飾對于利用索賠來賺錢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評價。“打假這件事情，本身就能實現正義。跟動機無關。”王海說，“我做這個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三組打假隊伍，近三十人，每個月，他要為此而支付30多萬元的工資。這并不是一筆小數目，但依靠打假索賠，這個團隊已經基本實現自給自足。王海告訴北青報記者，今年到現在，他因打假而獲得的賠償已經有五六百萬元。

“除去做檢測之類的成本，利潤很小的。跟做騙子的獲利不在一個層面。”王海強調。公司主營三種業務，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受雇于企業，替企業打假。第三種，是他生意的重頭，曾經，一家知名凈水機品牌慕名而來，付給他50萬元，拜托他打擊假冒產品。

相對于普通消費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卻更多持支持態度。在他們看來，職業打假人一般具有專業的辨假能力和維權法律知識，索賠成功的幾率也會大很多。職業打假對凈化市場和消費者利益保護都具有積極作用。

“如果商家沒有假貨，你緊張什么？如果你有假貨，或者對自己經營的商品不自信，那就應該趕緊采取措施解決假貨問題，而不是一味地糾結該誰管不該誰管。”陳音江說，“客觀上，如果沒有職業打假人，消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也很難起到真正的懲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