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作奉獻的犧牲精神

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質，還必須發揚魯迅甘作奉獻的犧牲精神。1935年冬，有位叫周劍英的讀者寫信，希望魯迅開列出自己的“人生計劃”。魯迅同年12月14日回信說：“我的意見，都陸續寫出，更無秘策在胸，所以‘人生計劃’，實無從開列。總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淺顯：隨時為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就好。”在魯迅看來，道德可分為四個層面：等而下之的叫“損人而不利己”，如強盜放火；其次是“損人利己”，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剝削者、掠奪者行為的圭臬。五四時期的啟蒙者曾倡導“人我兩利”的新道德，即所謂“利己而不損人”。然而在道德的天平上，“人”和“我”這兩端又很難找到一個穩定的平衡點，在立身行事時不是向“人”一端傾斜，就是向“我”這一端傾斜。基于這種狀況，魯迅崇奉一種“損己利人”的道德觀，并身體力行。表現為“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許廣平信）。在文藝領域，魯迅甘當培育鮮花喬木的泥土，甘當構建崇樓廣廈的一磚一石，甘當提攜青年才俊的梯子和墊腳石。凡此種種，都是“損己利人”的具體表現。

“損己利人”是一種具有超前性的道德觀，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能人人都能通達這種境界，公民做人的底線是遵紀守法。但這是一種人人都應該景仰并向往的道德境界，對提升全民族道德水平能起到引領作用。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寓含的就是這個道理。高尚的品格是人性最高形式的體現，它能主宰人的生活，最大限度地體現出人的基本價值。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我們之所以把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作為一個統一目標，就是因為人的思想道德面貌體現著精神文明的性質和方向，對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和方向把握產生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如果用泯滅良知的手段撈錢，用坑害他人的辦法圈錢，把物質利益當成唯一的價值追求，就從根本上違背了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所以，弘揚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犧牲精神，能夠凈化當前的社會環境，其現實意義不可低估。

別立新宗的創新思維

魯迅的精神世界中還有一個寶貴的傳統，那就是他的創新精神。魯迅生活的時代是一個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時代，很多價值都需要重估，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來做。因此，蕩滌舊物，別立新宗，就成為一種時代的使命。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魯迅明確指出有兩種“破壞”：一種是“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另一種“軌道破壞者”則有理想之光的照耀。他們高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都一掃而空，清除舊的瓦礫場，營建新生事物的大廈。

“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魯迅：《〈苦悶的象征〉引言》），魯迅的創新精神首先表現為思想觀念的創新。他在為中國新文學奠基的《狂人日記》中，就借狂人之口發出了洪鐘大呂般的聲音：“從來如此，便對么？”魯迅對舊價值觀的質疑是為了求異。他運用創新思維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得出了很多振聾發聵的結論，其思想的深度和廣泛性為同時代的作家所不能比肩。在小說創作領域，他不但打破了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中心的傳統格局，把滿腿是泥的農民和其他弱勢群體作為關注對象和表現中心，而且在藝術形式上也勇于探索。正如茅盾在《讀〈吶喊〉》一文中所言：“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且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上去試驗。”魯迅的雜文，在散文體裁中又融入了詩與政論的因素，既不同于中國的傳統雜文，也不同于西方的隨筆，而是一種全新的創造。魯迅的創新精神，同樣是當今時代熱切呼喚的時代精神。

精神傳統是一種隱性的力量，是構成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涵。所謂隱性，是因為它看不見，摸不著；之所以又能成為一種力量，是因為它所包含的價值取向、人生態度、道德情操能夠轉化為一種現實的動力。這種力量不但為構成硬實力的物質手段所不能取代，而且在某種條件下，其威力還有可能超越物質手段。我們走出了“精神萬能”“恥于言利”的誤區，但絕不能又步入“金錢至上”“物質唯一”的誤區，失去對欲望的節制，對靈魂的關注，對精神的追求。魯迅曾經說過，中華民族歷受外族入侵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就是有一種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精神，有一批引領民族精神的“中國的脊梁”。讓我們繼承和發揚魯迅的精神，共同構建一座光耀千秋的中華民族精神殿堂。

（作者為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