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從精神層面對廣大讀者產生的影響，遠大于從純文學層面對讀者的影響，紀念魯迅的最好方式就是學習魯迅，為民族復興凝聚精神力量

●在我們為實現中國夢而進行的各項改革中，應該學習魯迅對崇高理想的執著追求，在改革的征途中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

●“損己利人”是一種超前性的道德觀，不可能人人都能通達，但這是一種人人都應該景仰并向往的道德境界，弘揚魯迅“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犧牲精神，對提升全民族道德水平能起到引領作用

●魯迅運用創新思維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進行深刻剖析，得出了很多振聾發聵的結論，其思想的深度和廣泛性為同時代的作家所不能比肩

陳漱渝

80年前，當魯迅溘然長逝的時候，上海民眾代表在他的棺木上覆蓋了一面錦旗，上書“民族魂”三個大字。“魂”者，崇高精神之謂也。歷史表明，魯迅作品從精神層面對廣大讀者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從純文學層面對讀者的影響。并不是每一個讀者都有必要模仿借鑒魯迅的寫作技巧，但作為魯迅的忠實讀者，首先要繼承的無疑是他的精神。當年有一副挽聯寫得好：“平生荊棘向前進，未死精神待后人。”前一句講的是魯迅的開拓精神、創新精神、奮斗精神；后一句講的是魯迅的精神火炬有待后人傳承。可以明白無誤地說，紀念魯迅的最好方式就是學習魯迅，為民族復興凝聚精神力量。

魯迅首先是以“精神界之戰士”的雄姿登上歷史舞臺的。1908年，27歲的魯迅在文言論文《文化偏至論》中對19世紀后期西方的物質至上主義進行了尖銳批判：人們只是一心向往客觀的物質世界，而把自己主觀的內在精神全然拋在一邊，不加省察。蕓蕓眾生都被物欲蒙蔽，社會日趨衰退，進步因而停止，于是一切奸詐虛偽的罪惡行為，無不乘機滋生，這樣就使人們精神的光輝愈來愈暗淡。必須指出，魯迅在文中批判的物質并非物質本身，而是拜物教。當今時代，正如未來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形容的那樣，“從來沒有那么多國家里的人民，感到精神上如此空虛與沉淪”。在物質主義幾欲發展成全球最高意識形態的當下，魯迅當年的批判也就毋庸置疑地仍然具有現實針砭意義。

魯迅在這篇論文中認為，只重視“黃金黑鐵”“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引進“制造商估，立憲國會”的維新派也救不了中國。他對中國未來的政治道路選擇雖然不如晚年那樣明晰，但他當時就指出，想要振興中華，首要任務就是培養能夠容納世界新潮流的新人；而要達到“立人”的目的，則首先要張揚他們的個性，振奮他們的精神，改變抱殘守缺、麻木不仁的狀態。

追求理想的執著信念

繼承魯迅精神，首先要學習魯迅對理想和信念的執著追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中的這一名句，激勵著魯迅在救國救民的道路上不倦地追求。1927年之前魯迅還沒找到“指南針”，1927年之后他有了明確的社會主義傾向——這一點不僅從魯迅本人的作品中得到證明，也可以從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中得到證明。對于中國的革命道路，魯迅在跟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是這樣表述的：“我不了解蘇聯的情況，但我讀過很多關于革命前蘇聯的情況的東西，它同中國的情況有某些類似之點。沒有疑問，我們可以向蘇聯學習。此外，我們也可以向美國學習。但是，對中國說來，只能夠有一種革命——中國的革命。我們也要向我們的歷史學習。”

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的理想，讓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成為光輝的現實，魯迅發揚了“韌”的戰斗精神。魯迅的革命經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魯迅是在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嚴酷的歷史時期投身革命的。他鄙視那種想通過革命謀取特權、吃特等飯坐特等車的蛀蟲，而崇敬孫中山、李大釗、瞿秋白這些將自身與革命融為一體的革命者。其次，作為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魯迅深刻了解中國的國情。他從來不對革命抱有羅曼蒂克的幻想，所以即使革命暫時遇到挫折也從不消極動搖。比如1935年底，北平的軍警對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愛國學生殘酷鎮壓，“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于城外，使受凍餓”。魯迅在《題未定草·（九）》中仍然樂觀地預言：“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當前我們為實現中國夢而進行的各項改革，其艱巨性與復雜性都絕不亞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因此，我們應該學習魯迅對崇高理想的執著追求，在改革的征途中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奮斗幾十年，“從個體來看，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華蓋集·忽然想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