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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既重視名家力作與新人新作的評論與推介，又著力于文學狀況與創作發展的年度概述與宏觀考察，緊密聯系文學創作，強化了批評的介入性，增進了現場感

批評家對現象性樣態與傾向性脈象進行捕捉與梳理，并尋脈問診，追本溯源，其評論文章不同程度地體現出問題意識，所論問題給人們強烈的印象 

關注網絡文學并認真探研者大多來自傳統文學領域，伴隨研究的持續進行，這些學者逐漸在網絡文學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獲得了發言權

不遺余力的扶持加之自身的努力，批評新人近年如雨后春筍，茁壯成長，在著眼問題的前沿性、論述問題的淋漓性等方面，表現出年輕一代所特有的銳氣和生氣

文學批評是文學事業的重要一翼，其狀況與走向，也是衡量文學繁榮與發展的重要指標。近幾年來，文學批評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嚴峻的挑戰。面對這些新難題與新課題，文學批評一方面在批評實踐中漸次調整，一方面在許多方面體現出新變化，呈現出新面貌——在執著堅守中奮力前行，是近年來文學批評的主旋律。

白燁

現場感不斷增強

文學批評在一個時期，因存在著鄙薄時評式批評、推崇學院化批評、流行文化型評論等傾向，與創作現狀有些間隔，甚至漸行漸遠。這種情形近年來有所改變，一個突出的標志便是，一些批評家既重視名家力作與新人新作的評論與推介，又著力于文學狀況與創作發展的年度概述與宏觀考察，使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相隨相伴，強化了批評的介入性，增進了現場感。

在小說創作的跟蹤評論中，長篇小說新作的及時論評已成為文學批評的重點。2014年到2015年間，一些小說名家先后推出長篇新作，其中一些作品在鄉土中國的變遷、鄉土倫理的嬗變方面，既突破了作家以往的創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鄉土文學的寫作，如賈平凹的《老生》、關仁山的《日頭》、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孫惠芬的《上塘書》、遲子建的《群山之巔》等作品甫一發表，便先后有評論文章給予精到的解讀。與此同時，那些直面當下都市現實，書寫人們精神困惑與情感疲憊的作品，如王躍文的《愛歷元年》、寧肯的《三個三重奏》等，批評家們也都看在眼里，并及時予以論評。

因為各類創作的數量越來越多，作品的發表與出版又與一定的年度相關，年度文學創作的宏觀考察與整體綜評，顯得越來越重要。在這方面，小型的年度報告如中國作協創研部撰著的《年度中國文學發展狀況》，從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活動三大方面，進行了鉤玄提要式的描述，帶有年度文學大事記要的特點。大型年度文學報告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課題組撰著的《年度文情報告》，從創作到批評、從文學聲音到文壇資訊，都有較為全面的記述。此外，出自個人之手的年度文學創作綜述也逐步增多，蔚為大觀。

問題意識顯現

文學創作雖然是個體性的藝術勞作，但作者的創作、作品的傳播、讀者的閱讀、評論的推介相互關聯，并且牽動著藝術觀念的嬗變，連接著社會思潮的動向，從而呈現出現象性樣態與傾向性脈象。對這樣一些現象與傾向進行捕捉與梳理，并尋脈問診，追本溯源，是文學批評在作品評論之外的重要任務。

這些年來，一些批評家就力求透過現象看內在，循著傾向找問題，其評論文章不同程度地體現出問題意識，從問題出發，給人以強烈的印象。如賀紹俊發表的《以文學介入中國經驗的闡釋》等文章，在論述近期長篇小說創作時，著重從“中國經驗”的角度，發見作品的精神內涵與思想價值，使作家隱藏在長篇小說中的思想追求既得到闡發，又得到張揚。如洪治綱的《論新世紀文學的“同質化”傾向》，從習焉不察的作家的自我重復與相互襲仿，揭示出優秀作品之所以稀少，是由于作家精神的懶惰化和寫作的慣性化導致的“同質化”。文本既解析了作品“同質化”的內在原因，又提出了“主體意識自覺”的有益建言。

在觀現象、察傾向方面做得較為出色也較有影響的，是批評家雷達。雷達依憑厚實的理論功底與敏銳的審美觸覺，常能在紛紜的事象中發見現象，在繁雜的現象中捕捉傾向，文章所談話題既契合創作實際，又觸碰文學時弊。他在《文藝報》開辟的“雷達觀潮”專欄，從去年到今年連續推出多篇話題性文章，如《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文學與社會新聞的“糾纏”及開解》《反思閱讀方式的巨變》《慢說“非虛構”》《關于文學批評的幾條標準》等等。這些文章從文學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到創作的矛盾、閱讀的異動、批評的難題，都是當下文學中切實存在而又未能引起重視的問題。經由他的描述和評析之后，現象凸顯了，問題性嚴峻了，而他的見解又總能給人以新的啟迪，引發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