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一則由清華大學液晶大樓物業服務中心發布的“警情通報”在網絡上熱傳，引發網友關注。通報稱，8月29日晚上23點25分，中關村派出所110接報，海淀區藍旗營小區清華大學一老師，被冒充公檢法電信詐騙人民幣1760萬元。記者向海淀警方求證屬實，目前警方已介入調查，具體情況還有待相關部門進一步通報。（8月31日《法制晚報》）

如果要評選奧運會后，輿論場中的最熱門詞匯，恐怕非“詐騙”莫屬。只是，從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多位大學生學費被騙，到這次清華大學教師被騙千萬，那些將被騙原因推給個人貧困和智商的論調，應該可以休了。

堂堂最高學府的教師也會被騙，且被騙的還不是一萬兩萬，至少戳破了兩層社會對于詐騙的認知幻象。一來，被騙與否，真的與個人“智商”和身份沒有直接關系；二來，在“騙子”眼中，下手目標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利益考量。

事實上，在一個蘊藏著高受騙風險的社會，將個人的被騙上當歸咎為貧窮和無知，要么是對復雜問題的簡單化，要么是智力上的懶惰。這種對于受害者的“自身原因”的強調，既顯得冷漠，也回避了這樣一種客觀事實：從來沒有哪個社會騙術的消除，是單靠被騙者個人素養的提升來解決的。一個正常的社會恰恰是應該可以讓人放下不必要的心理戒備，而非設置過高的警惕閾值來抵抗外部風險。

稱當前的電信詐騙具有普遍性，已非夸張。相關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接到詐騙信息的人數高達4.38億，相當于每3人中就有1人接到過詐騙信息。而目前在我國從事網絡詐騙產業的人數至少有160萬人，“年產值”超過1100億元。從中不難發現，詐騙已經非簡單意義上的個人偶然作案，也非專門針對某個人群，而是呈現出企業化、產業化、大撒網的特征，并有著明確的社會分工，涉及個人信息、電信安全等多個領域。面對這樣一張高度專業化和普遍化的騙術網絡，如果僅僅只是苛求個人提高警惕，顯然無異于緣木求魚，也削弱了公共部門對于防范和懲治電信詐騙犯罪所應該負起的責任。

電信詐騙精密化和普遍化的背后，是社會治安和秩序維護的新轉向。過去，談到社會治安，我們側重的多是傳統意義上的安全秩序與街頭暴力。但在信息社會，對于社會安全秩序的沖擊更趨精密化與隱蔽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種形式就體現為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的詐騙。但目前無論從公共治理，還是從社會觀念來看，對這種轉變的認知與行動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滯后。

電信詐騙在很多人看來仍僅是只能騙騙“智商低”的人的小伎倆。所以，在社交平臺上我們樂于轉發那些“把騙子騙得想哭”的段子化信息，當詐騙發生后，我們習慣將之視為是受害者交的“智商稅”。類似的潛在的社會心理，一方面消解了騙術的真正危害和防范難點，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社會對于騙術的預防。一些人所謂的“防騙寶典”，不過就是信奉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然而且不說這種“他人即地獄”思維的潛在危害，在一個陌生人社會，對于陌生人的界定從來會因時因人而異，其實際效果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電信詐騙，本質是信息社會的犯罪。要從根本上遏制這一犯罪的蔓延，只能依賴于公共防治網絡的縝密化。這既包括對于犯罪行為的精準打擊，也包括相關預防體系的建設，比如信息安全的保障，安全責任的落實，防騙教育的跟進。且由于這一犯罪所牽涉到的諸多領域的失范，對之的應對，僅僅依靠公安部門是遠遠不夠的。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公共部門對它的危害性與現實發展程度是否有足夠的預判。當前電信詐騙案的破案率只有3%，無疑敲響了警鐘。

社會學家鄭也夫在分析諸如黑手黨這樣的犯罪社會組織所構成的“秘密社會”時指出，對“秘密社會”的最大消解，是社會大系統的健全——正當的需求可以得到滿足，正義可以得到伸張。在某種意義上，電信詐騙的大面積存在，也已經形成了一個頗具社會危害的“秘密社會”。只是，面對這一幾乎“防無可防”的秘密社會網絡，正義的伸張，不能只再倚賴個人的自求多福了。（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