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時間即使是在睡夢中也會對聲音特別敏感，就好像身體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這一天終究來了，張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別墅里找到了他，隨行的還是第一次帶走他的那些親戚。

張旭同努力反抗，卻被四五個人用準備好的繩子把手綁了起來，他沒來得及掏出一直別在腰上的刀具。

在車上，張旭同哭著問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兒？”母親也哭著說：“你知道這樣還離家出走。”

“我離開家就是為了這個。”說完這句話后他平靜下來，不再掙扎，剩下的只有絕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過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試著體會過《金蟬脫殼》里布雷斯林被關到C區里的那種絕望嗎？那種后悔沒勇氣了結自己的心情。”張旭同長吐了一口煙。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學的采礦工程專業，當時正是國內煤炭需求正旺的時候。

他認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說，他的父親當時突然患上了一種罕見的神經疾病，臥床在家，脾氣非常暴躁。因為江一帆幫家里裝修時總是偷懶，憤怒的父親爆發了。

在幾個親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據慣例，送回來的“再偏”的盟友要無條件地接受從嚴從重的治療——每天進行一次更大強度電擊治療。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讀的大學生、碩士生，甚至還有年近40歲的中年人。江一帆這才發現，自由是這么的脆弱，只在家長一念之間的改變，到手的自由立馬就會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后，父親又派人把他接了出來，并向他道了歉，承認當時自己的精神確實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學會了更高明的偽裝。

上大學后，他和父母溝通的原則是“報喜不報憂”。大一時，他毫不猶豫就簽下了一家在國內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業，當時正是煤炭企業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遠離父母，遠離山東。

除了過年，他幾乎不回家，寒暑假騙家里說在外頭打工，實際上就在寢室里打游戲。每月他靠游戲能賺4000元左右，以此支撐了他大學4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實施他的逃離計劃時，張旭同卻籌劃著如何結束這一切。

第二次從“四院”出來后，張旭同就再沒回家，在老家的眾多網吧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他說，他陷入到無休止的噩夢當中，夢里基本只有兩個畫面：在“13號室”被電擊，以及親戚在后面追趕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覺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樣疲憊。

一次，他在酒店看電視，電視里播放的正是關于網戒中心的專題片《戰網癮》。當張旭同看見畫面上楊永信的側臉時，他的大腦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緩過神才發現，自己已經把電視機砸了，每一個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說他事后賠了酒店3200元錢。

他開始尋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買安眠藥失敗后，他聽說降壓藥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藥店直接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