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向各地印發《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學校針對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校園欺凌進行專項治理，提出了包括專題教育、設立舉報電話、加強心理干預、向公安機關報案等在內的重點治理措施。

校園暴力行為越來越成為大眾關注的公共話題。那些上傳到網絡的校園欺凌視頻，以觸目驚心的方式，揭示了未成年人之間可以殘酷到什么程度。看到這些畫面的成年人，無不感到震驚和痛惜。

慶元初中生虐待小學一年級學生、江西永新多名女生圍毆同學、四川樂至一女生被扒衣施暴……這些事件，并非孤例。據不完全統計，僅2015年，媒體報道的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校園暴力事件就有近百起，其中以發生在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暴力行為居多。來自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資料更是顯示，我國青少年犯罪總數已占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其中14歲至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總數的70%以上。

校園欺凌現象溢出的邊際效應，不僅跨出了校園，甚至跨到了大洋彼岸。去年8月，美國法院對中國留學生欺凌案件作出重刑判決，非法拘禁、虐待同學的三名被告翟云瑤、楊雨涵、章鑫磊，分別獲刑6年至13年。裁決讓中國人感受到了加強立法的必要性。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專門針對校園暴力行為的法律法規，而美國則有《安全、無毒品的學校和社區法案》、《學校禁槍法案》、《1994年學校安全法案》等一系列法律，不僅立法周全，執法也相當嚴肅。相比之下，我國對于校園暴力的立法，還散見于一般性的法律之中，未能形成體系，而發生類似事件之后，更多是以加強教育、賠禮道歉了結。

但實際上，加強立法已經是一個現實問題。現在的孩子發育已經早于他們的長輩，社會環境也大有不同，許多十四五歲的孩子，不僅發育得牛高馬大，而且已經相當成熟，早就出來在社會上混。所以有人呼吁，刑法規定的16-18歲的限制刑事責任下限，應當再往下移。今年4月28日，大連1名15歲的男生呂某在學校內被同班男生用壁紙刀割喉，更顯示這種呼吁的必要性。

從公開報道的各個典型案件來看，校園欺凌案件有相當大的共同特征。一般來說，事件的地點往往發生在農村或者民工子弟學校，施暴者或受欺凌者的家長本就缺乏文化基礎，往往忙于生計，不僅沒有時間陪伴孩子，更缺乏對孩子的關愛能力。須知關愛也是一種能力，不關愛或者錯誤的關愛，只會導致孩子在學校不遵守紀律，成績不好，性格孤僻，受老師和其他孩子的排斥，要么成為問題孩子，要么成為問題孩子的獵物。

而在現代家庭越來越多的教育投入面前，教育成為生意，知識成為買賣，師道尊嚴越來越稀薄，寒門貴子越來越成為傳說，底層孩子越來越難以突破天花板，不得不早早混社會，然而社會展示給底層孩子的，是更加殘酷而暴力的現實。佛山一家內衣廠，聘用大批童工，每天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名14歲湖南童工不幸猝死，而這家工廠僅僅被罰款1萬元！這樣的情況，會對孩子們帶來負面影響，刺激他們越來越暴力。

嚴刑峻法和運動式治理雖然很有必要，但只能治標不治本。校園是社會的縮影，校園欺凌表面上發生在校園，但其根源在家庭和社會。治理校園欺凌，不僅僅是學校的事，也不僅僅是法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