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公安部門破獲1.7萬罐冒牌名牌奶粉案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4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言人表示，嚴查假冒奶粉案。該發言人同時表示，經初步了解，假冒奶粉符合國家標準，不存在安全風險。（4月5日《京華時報》）

一面是假冒奶粉，一面卻是“不存在安全風險”，這一說法的沖突與矛盾意味顯而易見。結合案情來看，這批被查的假冒奶粉，系犯罪嫌疑人用低檔、廉價奶粉充當品牌奶粉進行銷售，通俗說法其實就是以次充好。就此而言，發言人稱假冒奶粉“符合國家標準”，實際可能是指達到了相關標準中的“最低限度”，是監管標準意義上的“安全”，或許并非完全是妄言。但事實在于，當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長期購買這類以次充好的奶粉，因為存在配方和營養元素上的偏差，很難說不存在安全隱患。因此，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嚴謹的，也很容易帶來誤導。

當然，于當前奶粉安全的現實語境下，加之食安監管部門的公信力，對這批假冒奶粉“不存在安全風險”的定性，究竟會起到怎樣的紓解恐慌的效果，本就足夠讓人生疑。更要看到，事發后相關方面僅僅是為奶粉的“符合國標”進行安全背書，而對于這批仿制假冒產品到底牽涉到哪些奶粉品牌披露有限，也并未公開相關的檢測報告；另外即如相關專家所指出的，這些產品就算無安全風險，但畢竟是違法商品，按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相關產品應當進行召回，那么這些假冒奶粉目前是屬于繼續銷售狀態還是已經召回，作為消費者有權益知道假冒奶粉的具體信息。

“假冒產品符合安全標準”的回應，實際上反映了一種食安監管文化的偏差。首先，假冒產品首先是非法產品，作為監管部門在應對上，最為理性與負責的態度，應是將之視為是“不安全”的“最壞”情形來加以查處和應對，若以符合安全標準來進行單方面的行政背書，不僅難以讓消費者得到“安慰”，反倒更容易令人聯想到監管態度的松懈，而這恰恰是最難以讓人淡定的；其次，有必要認識到，在現實中，監管標準是一回事，但實際上人們的安全感又是另一回事。若以標準上的“合格”來代替人們對于某款產品的具體感受，忽視現實中的安全恐慌或漏洞，并不可能帶給人們真正的安全感。

靠人的體驗和感受來對一個產品的安全性能作出評判，或許并不準確，但人對某一產品的體驗與安全感卻又是最實在的。譬如，一項產品在檢測抽查中確實符合安全監管標準，但只要有任何一位消費者體驗到了標準之外的產品，對其個人而言，則是承擔了百分之百的傷害，其對于該產品的安全感也就接近于零。那么，這個時候所謂的安全標準對其而言也是失效和無意義的。而一個現代而高效的監管體系，既需要嚴格的監管標準，更要有對于標準之外的安全現實和“例外”予以足夠的關注。若只遵循標準”意義上的合格，而無視具體的安全風險與個人安全感，將難以避免生產紕漏，也無法有效樹立監管公信。

在食品安全風險出現時，相關部門的確有責任及時給予公眾一個負責任的權威答案，來紓解公眾的安全憂慮。但若僅僅只有“告知的安全”，而缺乏具體的信息披露，那么，這樣的“權威”回應注定是低效甚至是適得其反的。不管怎樣，食安監管不能止于告知公眾“安全”，也不能僅僅以“標準”檢測來代替具體的安全現實，它需要建基于充分的信息公開之上的“說服”，更需要有“溫度”的回應人們具體的安全焦慮。（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