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技術性的細節變化，有著強烈的立法技術啟示。大陸法體系拘泥于文本而缺乏彈性，往往立法趕不上社會變化的速度。此前已實施多年的關于公募權的限定，因出臺后就無法適應大量體制外慈善組織培育的情況，就嚴重滯后于社會實踐。目前還在生效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就仍是將公募權按照行政權力的模式，切割成全國性基金會和地方性基金會，公募基金會以外的基金會和慈善組織都不能合法公募。

對本身就對應相應行政級別的慈善機構而言，這樣的立法能很好地匹配。可在更多非官方色彩的慈善機構涌現后，加之互聯網技術對物理意義上地域概念的沖擊，這樣的規定已很難與實踐結合，變成名存實亡的法律條款。社會活動中如何區分公開募捐與非公開募捐找不到清晰的界定，地區性募捐權力在網絡上也沒有了邊界。

這些在實踐中被不斷突破的法律條款，不僅起不到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目標，反而成了民間慈善機構難以發展壯大的阻礙。很多民間機構即便謹慎地自我設限，也無從避免因法律掣肘而衍生的某些泡沫式話題之困?，F實中，一些個人在網絡上編造不實信息動輒能獲得大量募捐，還有一批公益組織苦于資金匱乏，卻因法律限制無法進入主流的網絡公募渠道籌款。

而如今，慈善法草案刪除禁止性規定條款，就意在呼應動態化的社會訴求，避免了法律頒布即被不斷違反的尷尬，能更好地平衡政府監管之需和民間慈善對自由活動空間的呼聲。尤其在公募權上，法律用類似備案制的模式，替代了行政審批準入和特許制，無疑更利于釋放民間社會的活力。

慈善活動更多屬于民間的私域，在這里法無禁止即可為，法律該更多地去規范那些會侵害他人權利的行為。對于高速變化社會中的慈善而言，當下最好的經驗明天也可能落伍，法律硬性規定可為的范圍可能很快就不可為。通過立法，給予民間更多的自由，是《慈善法》公募權利條款變更帶來的立法技術啟示錄，而在簡政放權已嵌入此次兩會很多議題“內核”的語境中，這種因時調整、及時放權的姿態，也理應成為很多制度改革、政策優化的“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