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3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作為中國首部反家暴法，該法律明確了家庭暴力的性質和法律責任，讓清官難斷的“家務事”有了國法可依。新法落地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人提供了有力保護，與此同時，如何拿起法律武器維權、有關部門如何有效執行法律條款，成為人們關注焦點。（3月1日中國新聞網）

從散見于多部法律法規的對家庭婦女權益的保護，到經過20余年醞釀最終成為一部“統一”的“反家暴法”，其間立法的艱辛與坎坷可見一斑，以及這部法律的珍貴程度可見一斑。首部反家暴法亮點頗多，該法將“同居暴力”納入其中，讓保護家庭弱者的范圍更廣、更為人性化；該法明確規定了人身保護令介入家庭領域，使被家暴者面對“暴力”可以直接拿起法律武器，并最大限度保證盡可能少的受到傷害。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然而，這部新的國內反家暴法，在看到其歷史進步意義和更具有現實性的同時，其落實和執行的效果仍讓人擔憂。

“反家暴法”讓法律觸角直接觸及婚內“家暴”，這是必要的，也是應對多發和復雜的“家暴”現象的必然選擇。但家暴的家庭特殊性和隱秘性，又給法律執行和實施帶了許多的難度。在家庭生活中，何謂家暴？有時候是難以準確界定的。家庭成員間輕微“對抗”，或者說極為輕微的肢體接觸，在沒有造成傷害后果的情況下，“受害者”如何依法保護自己？再如一些“冷暴力”問題，嚴格意義上屬于“家暴”的一種，不正常履行丈夫或妻子的責任，“性拒絕”等等，但如何準確認定為家暴？換言之，另一方完全可以“身體不適”搪塞。“家暴”的特殊性在于“取證難”、“保存證據”難，在缺乏明顯證據支撐的情況下，即便真的被“家暴”了，被害者可能仍然面臨“查無實據”的尷尬。

法律具有“事后性”和“滯后性”，主要及于對傷害行為的事后懲戒。在家庭生活領域，這一特征更為明顯。家暴者長期實施家暴行為，被施暴者卻多年來忍氣吞聲，這本身也不是法律能夠解決的問題。一些女性對于婚姻家庭抱有幻想，以最大限度的克制來容忍施暴者，在她（他）們自身不想走出婚姻圍城，自己不想舉報維權的情況下，法律制定的最嚴苛也無法起到保護弱者的作用。2011年8月，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妻子李金（Kim）在微博上公開曝光李陽對她實施家庭暴力，并公布了數張照片為證引發熱議。經查實，李陽對其妻子李金（Kim）的家暴行為早已持續多年，最終“忍無可忍”才予以“舉報”，然而，她多年來所受到的傷害呢？再如日前曝光的藍翔校長妻子“舉報”丈夫榮蘭祥家暴事件，據稱其丈夫榮蘭祥在其辦婚禮當天、懷孕時就打她，且持續已經十余年。法律最終可能會還這些被家暴者一個公道，但法律卻無法在她們“最需要”的時候介入和早期干預，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家暴”，對于受害者而言換來的不過是一紙“判決”和一堆量化了“傷害”的鈔票，其身體和心靈的創傷卻是一生無法彌補的。

法律問題終歸屬于法律，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是家庭領域這一復雜的社會領域中。現實生活中，法律不僅會受到諸多的現實制約，更會直接面臨“落實難”。在這部“反家暴法”中明確了諸如政府部門、司法機關、婦聯和公安機關等責任主體，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清官難斷家務事”的現實語境之下，“責任主體”多寡并不直接決定實施效果，這些“增量化”的責任主體，能不能真正保護好弱者、對家暴行為進行及時干預，仍值得存疑。至少，在一些基層仍存在一些執法單位不能真正履職為民的時下，一些責任主體的“責任”仍未完全界定清晰的情況下，我們身邊多見的“家暴行為”仍可能是逍遙法外的結果。

“徒法不足以自行”，這是我們對首部“反家暴法”最擔憂之處。試圖于“一部法律”解決日益頻繁和多發的“現代夫妻家暴”問題，是無法達到預期目的的。家暴的產生、遏止，絕非全部是法律問題，家暴行為不僅有法律，還有倫理，還有心理（疾病），還有女性權益保護以及婚姻家庭的習慣，以及女性心理上的怯懦意識等。讓弱者“挺直腰桿”，敢于反抗家暴并拿起法律武器，需要培養培育現代公民獨立人格意識，以制度體系讓家庭成員的經濟獨立能力更強，讓社會輿論更多的保護和關注弱者，這都不是單單一部法律能夠解決的。（畢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