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后，民眾的反映多是“不敢生，生不起”。

——上海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楊雄這樣說。

二孩，生嗎？

從今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開始實施。新政策會提高國人的生育意愿嗎？我們的社會為此準備好了嗎？

主持人：各位怎么看當前放開“全面二孩”的時間點？

顧駿(上海大學教授)：在多孩環境中成長起來的70后相對于多為獨生子女的80后更傾向于生育多胎，然而從時間上看，即使是在政策臨界點上的最后一批多孩也已經錯過了生育的黃金期，現在“追生”的話，高齡孕婦的生育風險很大。

楊雄：放開“全面二孩”后，由于受益群體中育齡婦女年齡整體偏高，其生育意愿較低。有調查顯示，70%到80%的人都說自己愿意生二孩，但真正生二孩的人只有30%。80后是現在的主要生育人群，但是他們的生育能力并不樂觀。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數據顯示，隨著不孕不育率的上升，約有12.5%的80后將面臨嚴重的生育危機，其中男性不育因素占不孕不育原因的1/3。這些都是“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主持人：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不敢生”是不少白領女性的普遍心態。有觀點認為，生二孩不僅是女性求職的一道顯性障礙，二孩上學、就醫以及社區幼兒園配套等問題，也需要社會認真考慮，及早做好準備。大家怎么看？

何慧(上海白領)：我馬上就30歲了，兒子已經兩歲多，再要一個猴寶寶的計劃已經提上了日程。但我的二孩計劃只有家人和親密的朋友知道，在單位里我是秘而不宣的。如果現在就讓領導知道了，肯定就得給我調崗去后勤部門了，收入得差一大截。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一線崗位，我打算等懷到四五個月之后再向領導“坦白”。

周蕊(新華社上海分社記者)：一位資深人力主管告訴我，在招聘女性新員工時，公司一般傾向于已經婚育的員工。現在二孩政策放開，下次招聘得婉轉問問已經生育的應聘者還生不生了。

廖君(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我近日參加了幾場大型的周六招聘會，580家招聘企業有七成招聘女員工，我隨機選取了10家企業“應聘”，其中有8家企業的招聘經理在聽到記者“有生二孩計劃”時，當即婉拒了我。現場招聘的企業中，有3家企業在其招聘簡章中，對部分崗位要求明確注明“女性(已婚已育)”或“已婚已育優先”字樣。二孩政策實施后，如何平衡個人利益與企業的現實困難，女性就業者的二孩權益如何保障，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孫曉梅(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教授)：我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帶去了《反就業歧視法》的議案，建議成立反歧視的立法和專門機構，不得在招聘過程中要求女性求職者提供婚姻和生育狀況的信息，不得因女職工在應聘時沒有如實陳述婚育信息而對其進行懲戒或者解除勞動合同。

主持人：導致低生育意愿的另一大因素是不是“生不起”？

周小姐(上海白領)：我女兒不到3歲，雖然早就符合“單獨”生二孩的條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讓我對生二孩望而生畏。我們現在是全家打工全力以赴養一孩，花錢從懷孕就開始了，每次產檢若想少排隊，掛個特需號就得300元，產檢加上生產住院的費用接近2萬元；請月嫂一個月8000元，節假日還要算雙倍或者三倍工資；奶粉按250元/桶計算，一年的奶粉錢就差不多1萬元；孩子沒人帶得送幼托班，一個月至少2000元；未來如果想給孩子學個鋼琴什么的，興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筆……

陳先生(剛剛升級為爸爸的北京市民)：產檢真是艱辛的過程。胎兒到了一定周數以后，只能看專家號，普通號看不了。我一大早5點就去排隊，等到了7點多掛號窗口上班時專家號就直接掛完了。在網上預約專家號，已經排到了6個月以后，最后只能從黃牛那里花600元買號。醫院雖設置了特需號，但不能報銷，而且比普通號貴出了近500元。

王真(北京市政協委員)：現在不只是婦產醫院，各個醫院的婦產科壓力都很大。二孩政策的推出不能把責任和矛盾都推給醫院，生育需求現在已經超出了醫院的接診能力。在硬件設施上，國家可以加大政策和資金的扶持；但是在醫護人員的培養上不是一蹴而就，她們的培養需要相當長的過程。

顧駿：80后是當今生育的主力，他們原本已經在“421”的家庭結構中不堪壓力，現在如果調整到“422”結構，承受的重擔在成倍增加，這是不爭的事實。

主持人：增加孕產婦醫療服務設施，增加社區學前教育機構配套設施、全面普及有質量的學前三年教育，是不是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陳女士(武漢白領)：生伢不易帶伢更難。作為職場女性，生完寶寶后，我最難熬的是休完3個月產假后到小伢3歲上幼兒園前的這個空當期。因為家里沒老人帶，有長達一年的時間里我到處找人帶孩子，寶寶基本處于“流浪”的困境。

繆女士(北京市民、兩個孩子的母親)：我大女兒快4歲了，附近3所公立幼兒園都沒能進去，只能在私立早教班里勉強看著。好的私立園都價格不菲，我們工薪階層養兩個孩子真心感覺負擔不起。

賀優琳(全國人大代表、退休教師)：我曾經五次在全國兩會上建議盡快放開“全面二孩”，但從“單獨二孩”放開之后幾年間的低生育率上看，愿生、敢生的人并不多。要改變低生育意愿的現狀，政府就要多走一步，鼓勵生育，為生育創造條件。孩子不僅是家庭的成員，還是國家的未來，政府在生育投入上要算“大賬”，化解生育的外部成本，應考慮在適當的時機下實現義務教育的“前移”，化解幼托難和幼托貴的問題。

劉鵬(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全面二孩”的實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孩子的出生、撫養、教育、醫療等一系列環節上的公共服務配套投入，要把現在由家庭負擔的經濟和時間成本，轉變為社會公共服務、保險體系來承擔。一方面延長二孩媽媽的產假和丈夫的陪護假，另一方面可以鼓勵用人單位允許讓二孩媽媽先暫時辭職，等孩子大了再重新就業，要保障就業的接續性。

楊雄：財政可以對婦女生育險和幼兒園等加大補貼，以減少雇主承擔的成本。另外，考慮按照家庭負擔和贍養人口綜合征稅，以提高生育積極性。

整理：廖君 周蕊 孫蕾；主持人：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