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沈葦

■演講人簡介：

沈葦，詩人、散文家，現為新疆文聯《西部》文學雜志總編、中國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委員，1990至2000年曾在《亞洲中心時報》工作。著有詩集《沈葦詩選》、《沈葦的詩》（維漢雙語版）、《博格達信札》、《新疆詩章》、《在瞬間逗留》等8部，散文集《新疆詞典》、《植物傳奇》、《喀什噶爾》等6部，評論集《正午的詩神》等2部，另有編著和舞臺藝術作品多部，曾獲魯迅文學獎、劉麗安詩歌獎、柔剛詩歌獎、十月文學獎、花地文學榜年度詩歌金獎等。

沈葦

編者按：

新疆，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它是歷史上著名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也是西部地區開放的前沿。其神奇美妙的少數民族風土人情為人們所向往。本期講壇邀請在新疆生活20余載的著名作家沈葦先生用如詩的筆墨講述“新疆故事”和他筆下的新疆。

■精彩閱讀：

□這些故事里有人，有人的狀態、人的言行、人的命運，構成一種多民族融匯的“精神地理”。

□我們的寫作，僅僅“以憂解憂”是不夠的，要超越焦慮、憂慮，去祝福，詩歌要走的路很漫長。

□這樣一種力量，能改善我們內心，抵御種種野蠻裹挾，免于心靈碎片化、齏粉化。因為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種力量更加有力地說出“是”！

《新疆詞典》

引言：

這個演講與我生活了20多年的新疆有關，也與我新近出版的《新疆詩章》、《新疆詞典》及《新疆盛宴——亞洲腹地自助之旅》有關。新疆是亞洲的腹地，是地球上離海洋最遠的地方，美國地理學家埃爾斯沃斯·亨廷頓在《亞洲的脈搏》一書中用“亞洲心臟”稱呼新疆，塔里木河則是亞洲的心跳和脈搏。那么，在這片亞洲的腹地上，有著怎樣的“精神地理”呢？

我理解的“精神地理”，既是一種地理氣象，更是人的精神，是人和地理融合后的氣質與個性。“精神地理”無疑與地方性、地域性、邊緣與邊疆等概念有關，也與現代性、當代性、時代性有關。“精神地理”由地域中的人來呈現，也由寫作者來發現。換言之，“精神地理”就是一種與地域有關并超越了地域本身的文學精神。

我對自己30多年寫作生涯的評價是：失敗的小說寫作，持續的詩歌創作，還可能是一個額外的散文家。在浙江師范大學讀書時，我寫過4年小說，我不認為我是成功的。然后我改寫詩歌。從詩歌轉向小說的人很多，但從小說轉向詩歌的十分罕見，英國小說家哈代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大學畢業后，我去了新疆，那是1988年。當時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到了新疆，覺得不寫詩就白來了。在我看來，群山草原、戈壁沙漠，缺少故事和細節，卻有著抒情的“資源”，新疆的荒涼與燦爛，就是詩的直喻。而我寫散文，是寫詩之外的額外收獲，《新疆詞典》寫作了10年，就是一個額外收獲。

作為不太會講故事的人，我先要講幾個小故事。

新疆的故事新疆的人

維吾爾阿希克的故事。阿希克，翻譯過來就是“癡迷者”的意思。這是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游走群體，手搖薩巴依（一種樂器），乞討、歌唱、修行，有點像游方僧。我曾去過喀什附近的協合力村做田野調查，那個村里阿希克很多，還有割禮師傅和賣草藥的，都是游走天下的人。男人一成年就得離開村子，這是由村里土地資源少造成的。這里講的是住在喀什吐曼河邊麻扎（墓地）里的兩位阿希克。他們是好朋友，約定白天找到的食物，晚上回了墓地要一起分享。那天，一位阿希克向東去了，另一位向西去了。向東去的阿希克討得一個馕餅回到墓地，久等另一位阿希克不見回來，實在餓得不行，就把馕偷偷吃了。等另一位阿希克空手而歸時，這位阿希克撒了謊，說自己也沒討到食物。兩人便睡了。半夜里，偷吃了馕的阿希克十分不安，難于入睡，當聽到他的朋友在夢里喊餓叫苦時，便悄悄起身，竟然跳進吐曼河自殺了。

哈薩克牧民的故事。哈薩克是一個跨國民族，哈薩克斯坦有1700多萬，新疆有150萬左右，他們生活的牧村叫阿吾勒。話說北疆一牧村的哈薩克人從未去過北京，有一位牧民的兒子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學，牧民終于陪著去了趟首都。等他回來，如同英雄凱旋，大家圍著他，問這問那。這位牧民說，北京到處是高樓大廈，汽車多得很，像擁擠的羊群。說到后來，他輕嘆了口氣，說，北京好，好得很，但可惜啊，對我們這兒來說，太偏僻了。我很佩服這個牧民，覺得他非常幽默。

兵團人的故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功勛卓著，現有人口近300萬，主要是漢族。早期開發者很苦，住地窩子，在戈壁灘上開荒、種地、筑城，強體力勞動，許多人學會了邊走路邊睡覺，掉到坑里爬起來，繼續邊走路邊睡覺。我的故事講的是“中國長絨棉之父”陳順禮，他是湖南人，父親早逝，母親獨自拉扯他長大，他后來支邊到新疆兵團農場，30多年只回過老家一次，見過母親一面。后來他得了癌癥，臨終前想到這一點，就一直在哭，最后的力氣都在哭泣中……

瑞典修女的故事。瑞典和新疆、中亞的緣分，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編年史中的一個誤會，書中說“瑞典人來自喀什噶爾”，后來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極大地激發了瑞典人探索新疆的興趣。1894年，瑞典中亞傳教團將總部從高加索遷到新疆。后來來了一批瑞典探險家，最著名的是發現樓蘭的斯文·赫定和發現小河遺址的貝格曼。洛維莎·恩娃爾（1865—1935）1913年到新疆，在庫車、沙雅等地22年，后來她變成了一名“赤腳醫生”，背一個藥箱，東奔西走，為人們看病。70歲那年，她感覺到自己快要死了，打算離開新疆。她騎馬翻過天山到了塔什干，從塔什干坐火車到莫斯科，準備從莫斯科回瑞典，結果死在塔什干到莫斯科的火車上，葬在俄羅斯著名的新圣女公墓。我為她寫過一首詩《無名修女傳》。

這幾個故事講的是新疆這片土地上的人，或者曾在新疆客居過的人。阿希克的故事，講的是信譽、良心、內疚和羞恥感。哈薩克牧民的故事，表現了牧民的樸素和幽默，使人想起一句話：“你身在哪兒，哪兒就是世界中心。”“長絨棉之父”的故事，講的是故鄉與親情、思鄉與還鄉。瑞典修女的故事，講的是熱愛與融入。

這幾個故事表達著我對新疆的“體驗”，這些故事里有人，有人的狀態、人的言行、人的命運，構成了一個多民族融匯的“精神地理”。我對新疆的體驗是復雜和深刻的。一方面待了27年，感到已融入這個地方，變成了他鄉的本土主義者；但另一方面，心里也有困擾。可以說，親近感和陌生感同在。這也許就是我書寫新疆的一個動力吧！

不要被風情和風景所遮蔽

現在，新疆在某種程度上被風情主義和風景主義遮蔽了。

首先，我認為，是這個地方的“自我表述”沒有表達好。前一段，我們總用“魅力新疆”這個字眼，到網上一查，全國從省區、地市到縣市、鄉鎮、行政村、村民小組，有300多個魅力地方，這等于什么都沒說。而旅游者作為外來者對新疆的描述，不外乎歌舞之鄉啊，瓜果之鄉啊，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啊，邊疆處處賽江南啊，等等，都是印象式的，只觸及了新疆的皮毛。所以有人說得好，“旅游就是從自己活膩的地方到別人活膩的地方去”，尤其要到別人可能還沒活膩的邊疆、邊地去，因為那里好玩啊。人們現在有了點錢，進入了“全民旅游”時代，可以無限地消費遠方了。還有歷史的原因，從從前的荒遠之地，到上個世紀初發現樓蘭后的西部探險熱，再到新世紀以來中國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我認為，新疆正在經歷一個被審美化、被消費化的過程。它是一個被“看”的對象，一個被觀賞的對象。我現在在使用“西部”、“西部文學”、“西部詩人”等概念時，都為它們打上了引號，目的是“解構”它們。我不承認自己是“西部詩人”，只是一個此時此刻生活在西部的詩人，我也不想寫出范式化的“西部詩”，只想寫出幾首好詩，或者幾行好詩。這就涉及到了寫作的問題，目前大量的人文地理寫作，需要一問的是：我們的文學，真的觸及了這片土地的本真和生命了嗎？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

有一個詞語叫“誤讀”。現在我去內地，常遇到有人問我新疆安不安全的問題。我會堅定地告訴他們：新疆是安全的。新疆處于一個很艱難的時期，這是一個心理問題。顯然，對新疆缺乏了解和理解的人，對此存在“誤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新疆視為“麻煩”的同義詞，情感上加以緊急刪除；二是暴恐事件出現后，很多日常性的東西被遮蔽了，偶然事件被放大了。聽說現在許多人不敢去新疆，我覺得大可不必。想想看，50多個民族、有2000多萬民眾還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每天吃飯睡覺、上班工作、種地放羊、談情說愛、生兒育女……這種日常性才更為真實，才是不可顛覆的。這種不可顛覆，就像天山、昆侖不可顛覆一樣。

關于新疆，我曾有過幾個表述，譬如“一席自然的、風情的、文明的盛宴”、“美的自治區”、“以天山為書脊打開的一冊經典”、“大地的原典和心經”……我不知道，這些表述是不是好一點，我是一直在不停地修正自己的表達的，能不能接近準確和完美，與我認知的變化和深入程度有關。我想，對于新疆的表達應該是每一個描述者、寫作者都應該去逐漸深化的。

漢語的象形很有意思，好像“畺”和“疆”是為新疆專造的一樣：三山兩盆，持弓守土。何為新疆？新疆是西：西域、西極、西陲、西部、西疆。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西是天邊的事情、遠方的事情。而對于佛教徒，西是西方極樂世界，是天上的事情。《易經》上說：西從金、從澤，金生水，水生木，木生土……這個土就是我們祖國珍貴的疆土。《易經》上還說，西從秋、從羊、從口，分別指的是西部的肅殺性、游牧與漂泊以及歌詠般的感性色彩。下面是我去年寫的短詩《疆》：

住在弓上/住在土里/住在高山和盆地//大隱隱于疆

持弓守土者/身旁的/疆/丟盔卸甲者/天邊的/畺

弓上的月光/土里的流亡/三山兩盆的雪和沙//斯人噓嘆/恰在咫尺天涯

寫新疆———我的“新疆詞典”

有人將《新疆詩章》和《新疆詞典》、《新疆盛宴———亞洲腹地自助之旅》稱為我的跨文體“新疆三部曲”。

我主要談談《新疆詞典》。這本書寫了10年。去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增訂版，與2005年的舊版相比，變化很大，淘汰了原書的1/3，補寫了40多篇，形成了現在的111個有關新疆的“詞條”。

運用詞典式的寫作描寫新疆，我應該是第一位。近年我對詞典式寫作很感興趣。1990年代初，我讀到美國作家安比羅斯·比爾斯的《魔鬼詞典》時，很受啟發，就有了寫“詞典式散文”的愿望。為什么用詞典體散文來寫新疆呢？因為一方面它容納性大，形式雜糅，文體交錯，具備多重視角，有助于呈現新疆的廣博與深厚、豐富與多元；另一方面，它的互文性和跨文體色彩，接近我詩歌中所追求的“綜合抒情”和“混血之詩”，能把現代學科中的“超文本”概念有效地引入文學創作領域，是對散文的一次解放。

《新疆詞典》涉及新疆的人文、歷史、地理、人物、動植物等廣泛的領域，并將散文、隨筆、札記、童話、日記、書信、傳記、劇本、散文詩、傳奇故事、田野調查、微敘事等10多種文體納入其中。舊版采用的是主觀排序，增訂版采用漢語拼音的英文排序，如A下面的“阿拜”等，B下面的“巴扎”等，C下面的“塵埃”等，編排更清晰，更像一本“詞典”，便于讀者查找、隨性閱讀。你可以挑感興趣的詞條先看，也可以翻到哪兒就看到哪兒，可以從前往后看，也可以從后往前看，是一種開放式的閱讀。

《新疆詞典》是一部開放式的“詞典”，100個讀者可以有100種讀法。有朋友說《新疆詞典》是“一本可以無限寫下去的書”。我現在就在構思，以后希望寫一部純虛構的《新疆詞典》，就像卡爾維諾《隱形城市》那種寫法，或者寫一部講故事的《新疆詞典》，類似《一千零一夜》那樣。這樣一來，“新疆詞典”就有了繼續寫下去的各種可能。

《新疆詞典》是我立體、多角度表達新疆的一次努力，用文學為熱愛的土地“去蔽”，還原真實的新疆，從而探索“亞洲腹地的精神地理”。我理解的“亞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可以概括為“正午精神”、“正午氣質”。為什么叫“正午”呢？這有點西方美學的意味兒，因為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海）的邊緣，在消失的特提斯海邊，西與東、近與遠、過去與未來，都在這里融匯成了一個整體，是一種西方美學中的“正午”的存在。

《新疆詞典》出版時沒有前言后記，后來我用詩的方式補寫了一個：

“世界的存在是為了成就一本書”/她愿意成為我的一本書嗎？/因為她已是大地的心經和原典———前言

我找到愛她的111個理由/同時得到166萬平方公里的憂傷———后記

頌揚與捍衛

有人曾問我：“你寫詩可能會多一些使命感在里面嗎？”“使命感”這個詞大了一點，我實際上是帶著點憂慮。這種內地新疆人的憂慮跟普通人的憂慮有相通之處，因為它是現代人的“通病”。即便如此，我仍然堅持不要過度憂慮。你焦慮，就會把一個負能量傳遞給他人。尤其不要為孩子和老人焦慮，要為他們祝福，有一顆祝福之心，把一種好的東西傳遞給他人。我認為，在我們的寫作中，僅僅“以憂解憂”是不夠的，寫作者要超越焦慮、憂慮，去祝福、祈禱。

有人理解我實際是在追求一種“美的東西”，是的，但我想說，除了美，還有至高的真和善，美與真和善應該同時存在。最近，有一位南疆的畫家朋友給我看了一幅他旨在表現反恐的畫作，畫面很陰郁，恐怖，很令人震撼。我看后感到不安。在給他的郵件中，我說，“直接與惡對應的善，遠非高層次的善。”當你直接用猙獰來反對另一種猙獰的時候，勢必降低和消解了內心的真和善。藝術就是如此。例如，有的詩人把詩歌作品變成了“個人病例”，這是不值得提倡的。當然，我不是在批評有的詩人，但他們真把詩寫成病歷了——詩歌體的病歷。我不欣賞這個做法，我希望詩是真的善的，同時更是美的。當我表現新疆的時候，這就是我的審美原則。

在新疆生活，我總有一個“夢”，夢想自己成為古代西域三十六國隨便哪個小國的一名詩人。每當沉浸在這個“夢”里的時候，就是我更愿面對置身其中的現實——地域、時代、對潮流的旁觀、感受個人命運與他人命運的切身性和同一性的時候。這就是文學、詩歌給人的力量吧！是的，這樣一種力量，能改善我們的內心，抵御種種野蠻裹挾，免于心靈碎片化、齏粉化。因為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種力量更加有力地說出“是”。

□相關鏈接

《新疆詞典》是沈葦的散文代表作，該書以“詞典寫作”的手法，立體、全面地呈現了心中真實的新疆。散文家蔣藍評價說：“《新疆詞典》不但是一部詩性人文之書，也是關于新疆后現代敘事的《山海經》，更是一部凸顯新疆的精神史。”

在“阿凡提詞條”中作者寫道：“阿凡提坐在院子葡萄樹下胡思亂想，將一塊咬不動的干馕泡進茶水中。這是太陽很好的一天，空氣中飄浮著嗆人的塵埃，還有令人頭暈的沙棗花香。他的伙伴，那頭著名的毛驢，正在享用一小堆嫩綠的苜蓿，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看來對自己的現狀比較滿意。”

在“額爾齊斯河詞條”中作者寫道：“如果說泥沙俱下的塔里木河是一匹脫韁的野馬，奔騰的伊犁河是一條狂舞的游蛇，北方的額爾齊斯河是一位行走的智者。在高緯度的遼闊大地上，它走過了北疆草原、阿爾泰群山和西伯利亞荒原，然后一頭扎進北冰洋。它走得很慢，有時停下來，似乎陷入了沉思。……它懂得節約自己的體力，知道‘快’的有害———它用‘慢’來品味和占有時間。”

在“馕詞條”中作者寫道：“維吾爾諺語說：‘異國他鄉的一只烤全羊，還不如故鄉的一個熱馕。’維吾爾人出門闖世界時，身邊總帶著馕。他們把馕帶到了北京、上海、廣州，帶到了國外，走得再遠，心里也是踏實的。馕就是一個隨身攜帶的故鄉，散發著家鄉大地、陽光和麥田醉人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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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抒發著作者對新疆這片土地和人文的深情與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