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十三五”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工總量還在增加，那么城鎮化就是不成功的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提出，以人為本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這是“十三五”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應當高度重視、盡可能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如果說，我國前一階段的城鎮化是創造了2.7億農民工的城鎮化，下一階段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首先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城鎮化。如果在“十三五”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工總量還在增加，那么城鎮化就是不成功的，城鎮化就始終停留在水泥高樓的生長、主題公園的美化和工業園區的擴張上。

宋曉梧

根據人社部數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比上年增加211萬人，增長1.3%；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增加290萬人，增長2.8%。而據全國婦聯、國家衛計委等的調查顯示，全國農村有6000多萬留守兒童、6000多萬留守老人、3000多萬留守婦女。如此龐大的社會底層群體，長期處在大規模不穩定的流動狀態，這對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言，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十一五”期間，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學者，建議把農民工市民化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有學者提出應在“十二五”期間“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現在回過頭來看，“十二五”期間，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嚴重滯后，現在又產生了農民工老化的問題：據國家統計局監測調查，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7.1%。這個人群大約四五千萬。還有一個急迫的問題是，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比照對象不是農村而是城市，他們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訴求都將與城鎮居民看齊，如不及早融入城鎮，與當地居民的矛盾必將加劇，可能成為“十三五”時期的經濟社會重大風險因素。

長期積累的農民工問題解決起來涉及問題較多。

第一，去產能化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我剛參加了一個國家社科重點課題“去產能對就業影響”的討論。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都談到他們去產能化，會影響多少就業崗位，有的一個行業壓縮過剩產能將減少上百萬就業崗位，有的一個省壓縮過剩產能將減少50多萬就業崗位。但他們所說的這些工作崗位，都是正式工，根本沒有涉及農民工。我們知道，在全國基建行業和苦臟累險工種中，70%以上是農民工，那么農民工的問題怎么解決？

第二，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城鄉收入差距大已是不爭的事實。近幾年，城鄉收入差距略有縮小，這得益于近年各地最低工資有較大幅度提高，使得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收入增加。盡管這幾年最低工資提高速度較快，但至今仍不到社會平均工資的40%。可見長期以來農民工的工資被過分壓低了。2014年，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占整個農村收入的40%，這部分收入實際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企業發給本企業職工的工資。把如此之大的二產、三產勞動力成本算到農民收入里，這獨特的做法，正折射了我國特有的城鄉戶籍分割的特殊背景。這是重大問題，“十三五”時期需要研究改變。

第三，農民工的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問題。2014年，外出農民工年從業時間平均為10個月，周從業時間超過44小時的農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只有62%。這說明對農民工的勞動保護還較差。“十二五”時期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進一步擴大，但在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五險項目中，工傷保險只覆蓋26%的農民工，其他幾項參保率更低，如養老不到17%，而農民工50歲以上的人群有四五千萬。為此，曾有一些學者建議為農民工建立單獨的社會保險制度，對此我堅決反對。凡是有利于把農民工固化為一個社會階層的政策，都是方向性錯誤。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不是為他們單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而是讓他們盡快市民化，融入城市，享受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待遇以及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待遇，這包括子女的教育和父母的自愿遷移等。

第四，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包括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如果沒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沒有土地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農民工問題難以解決。以前，我們認為僅僅是行政分割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民工融入城鎮，現在看，不單這些，農村的土地制度，包括承包地、宅基地和集體經營性用地，這些都拉住了農民的后腿不讓農民進城。因此，無論是土地制度改革還是戶籍制度改革，都要明確一個方向，就是有利于農民工市民化，在這個前提下再討論各項具體措施。

“十三五”時期，應當把農民工市民化作為推進各項工作的一個重要抓手，如同當年抓國有企業改革那樣，以這項工作推動和帶動相關工作的開展，這是經濟新常態下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系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