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驅動、監管手段不足致違法行為不止

　　綜合來看，除市場自身利益驅動外，監管手段不充分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保健品違法添加物質變得更加隱蔽和頻繁，具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低成本高利潤使廠家冒險違法。一家售賣西地那非的化工廠家給記者算了一筆賬，1克西地那非價格在0.8元左右，買得多還可以再降價，這種原料百分百溶酒，加到酒里按照用量一般是100克(2兩)酒中添加80－120毫克，也就是說0.8元的西地那非可以加入到10斤左右的保健酒中，成本可以忽略不計。

　　“根據提供的配比，桂坤公司利用廉價購買的原酒進行勾兌生產‘功夫酒’，按西地那非的用量和價格計算，每瓶酒只需要0.25元的藥物成本，而這些酒每瓶售價達到三四十元，利潤相當可觀。”柳州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隊食品藥品犯罪偵查大隊教導員張峰說。

　　“有市場基礎，才會有利益驅動下的違法沖動。”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管局一位監管人員說，衛計委核準的保健食品的27項功效中，根本沒有改善或提高性功能這一項，也就是說我國從未批準過任何一種性保健品上市。

　　第二，保健品缺少行業標準體系。保健品產銷不能說無標準，但尚未形成完整科學的標準體系。中國保健協會市場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王大宏表示，保健酒相關標準都很抽象，缺少對源頭、標識、功效等方面的具體規定，導致一些保健酒企業鋌而走險，鉆市場空子。

　　此外，保健酒行業入市門檻較低，從總體而言對技術和資金的要求不高，造成諸多企業蜂擁而入，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形成產能過剩、產品過多、競爭過度、廣告過濫的亂局，一些企業為了生存，不惜違法添加物質。

　　第三，場外交易頻繁，監管部門手段不足。凱旋門、福佑門保健品市場，是上海兩家主要的保健品專營市場，同時也是華東地區比較重要的保健品批發市場。執法人員在日常監督中發現，一些經營者采用柜臺展示與產品交易分開進行、場內談價場外提貨等方式，想方設法地規避監管。有執法人員曾在柜臺產品檢查之外，抽查了市場門口的一輛物流車，并在裝卸的貨物中發現了問題，結果沒有一戶經營者承認是貨主。

　　第四，大流通市場中，跨地區溯源較難。監管部門一旦要追蹤溯源，就涉及跨地區調查和執法，協調難度比較大。保健品“大流通”的特點，還表現在網絡銷售方面。近年來，網絡銷售已逐步趕超傳統店鋪銷售模式，成為保健品銷售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國的法律法規并不禁止網絡銷售保健品行為，但對這些虛擬店鋪銷售的產品如何監管，同樣是擺在監管部門面前的難題。

　　第五，洗腦式營銷、夸大宣傳，事后維權難度大。我國消費者一直存有“養生”的概念，各種名貴中藥材“包治百病”的說法也深入人心。例如，本是原產南美洲安第斯山脈的一種十字花科植物，瑪卡在引入中國后就被渲染得非常神奇而價格飆漲。由于保健品副作用隱蔽性強，或消費者羞于維權等均無形中增加了維權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