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對于暴力的呈現，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更多地被強行壓制于人物與情節背后，比如在《小武》片尾，小武被警察用手銬銬在路邊的電線桿上，警察離開后圍觀的人群一層層圍上來。到了《天注定》，暴力直接成為影片主題，執導手法上，你說你也使用了武俠片和黑幫片的一些東西，在美學風格上應該更加極致一些，是什么讓你想要如此表現呢?

　　賈樟柯：我認為人不是生活在戲劇狀態，人是生活在自然狀態，所以我一開始看到的是另一種殘酷，比如說《站臺》里談理想怎么被破滅的，這個破滅沒有任何外在的原因。比如生命沒有綻放就凋謝了，一個女人的等待，時間的逝去……我過去電影比較關注這樣的一些所謂殘酷的東西，我很回避直接的暴力跟殘酷。因為我都認為它是個案，但是這幾年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整個中國社會呈現給我的是無數個觸發點，哪一個觸發點不小心，就是一個爆點。它已經變成我們生活中的一種常態了，這次戛納國際電影節結束之后，很快發生了廈門那個燒公共汽車的事件，又很快發生了上海那個62歲的老頭兒持槍殺人的案件。我認為，它帶有很強的當下性，很強的代表性，也是一種很迫切的，我們必須去面對的中國社會問題。我總說，中國文化有一個很糟糕的特點，即認為你面對什么，什么就會增加。比如說我們生病了不愿意去看，累積;社會出問題了，不愿意去面對，說那個不愉快。就好像我前幾天轉發的一個微博里卡夫卡說的一樣，好的作品就像烏云密布當中的大海，他的快感在于他的痛，我應該去拍這些東西。

　　程青松：的的確確，我們感受到的這個國家的暴力事件，前些年還是那種，比如在千島湖，三個年輕人會把一船的人趕到船艙全部燒死，把他們的手機搶走。還有就是你打電話，把你打暈實施搶劫，這種有犯罪動機的居多。現在有很多看起來比較年輕力壯的人，或者一些弱小的人，他們最終采取極端的手段，你甚至找不到他的犯罪動機，這個非常可怕。

　　賈樟柯：在拍《三峽好人》之前，我覺得中國社會處在變革當中，但是我們好像還能期待未來的變革會帶來新生活的轉機。從《三峽好人》開始，我覺得那個變革已經固化了，到今天所有的問題都固化了。階層之間的固化，就是一個流水線上的孩子，他是絕對看不到他的上升空間的。甚至他的兒子也許都看不到上升空間，階層的流動都被堵塞了。到現在，如果你沒有北京戶口，在北京連買一套房子都是問題。不要說你是一個中產階級，你說那些收入更低的人怎么辦呢?這個社會的固化就是凝固了這種窒息感，窒息感帶來的一定是暴力的迸發。所以社會要改變的話，必須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固化，帶來階層之間流通的自由，人流動的自由，給年輕人以上升的希望跟空間。在東莞看到那些工廠，我要在那兒工作我也會絕望，所以及時行樂，每個月三四千塊錢，iPhone5出來我買iPhone5，該過生日也是卡拉OK派對，但是兜里一分錢沒有，一分積蓄都沒有。旁邊的那些樓盤崛起，5萬元一平方米，6萬元一平方米跟他沒任何關系。這個社會充滿了競技，但讓他止步的地方太多了，同樣的餐廳他可能走不進去，同樣的樓盤他可能永遠買不到，他覺得生活被堵塞了。

　　程青松：不在里面困死，就在里面爆發。《天注定》也是在國內還沒有舉行過放映，直到電影院放映大家才會看到嗎?

　　賈樟柯：發片前就會組織親朋好友看，9月份或10月份。

　　程青松：你剛才談到的是那種固化，其實現在電影遇到的狀況也是如此，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國電影一邊是高票房，另一邊是同質化的影片越來越多，供大家挑選的影片種類卻越來越少，能看到不同的電影太少了。今年理想的就是四十幾部，人們對電影的寬容度還是不夠。所以說《天注定》要拿到市場上來，大家還是很期望的，希望有不同質的電影出現，否則我們去電影院就沒的看了。對第一次拍片的青年導演，你有什么建議?

　　賈樟柯：就我個人來說，從《小武》到《天注定》，我始終想堅持的其實還是寫作的狀況。對于一個創作者來說，如果只有一重身份，一個生意中的創作者的身份，這是絕對不行的。因為你的標準只能是商業的標準，那是生意經里面的一個創作，比如說所謂拍給什么年齡層，拍給什么預定的人群，執導什么固定的類型。我覺得任何一個創作者，不管你拍什么類型的影片，除了商業維度的抒寫外，更重要的，你是一個歷史中的抒寫者，你的寫作是需要站在歷史維度上去抒寫的，同時還要站在社會維度上去抒寫。這三個維度缺一不可。如果我們只剩下了商業維度這個的抒寫，那你就只是一個生意人，很難成為一個抒寫者。我們生活在歷史的這一點，我們傳承的都是傳統的工作。我們今天拍電影跟過去寫《荷馬史詩》，跟司馬遷寫《史記》有什么區別嗎?沒有什么區別，都是要把我們經歷過的事情，我們經歷過的感情呈現出來。沒有這個維度的寫作觀的話，我們中國電影只能是一本生意。

　　程青松：現在也是大家一提到電影就很頭疼，尤其是今年最近出現的一些電影，電影院里大家沒有選擇，最可怕的是現在營銷已經完全大于電影了，營銷投入的費用，比電影本身還高，電影本身根本就達不到那樣一個水準，但是還要用很大的營銷費用。另一方面，對于觀眾而言，沒聽說過的電影大家都不去看，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賈樟柯：這是一個電影生態的問題，對于營銷，也不能過多去責怪它。在國外健康一點的市場，就沒有這么強烈的營銷手段。因為它有正常的途徑，比如說正常的影評，真的能影響一部電影的票房。在中國之所以有這么瘋狂的營銷，是因為營銷真的見效。同樣的手段在法國可能會“見笑”，是被人笑。在中國是有效果，那就是做營銷。因為電影畢竟同時也是個商業，所以這個還是要建立起一種判斷標準，我覺得觀眾可以沒有標準，評論者不能沒有標準，電影工作者不能沒有標準。

　　程青松：以前聽你說過，有一段時間你想做一個關于影評方面的東西，這個事情后來怎么樣了?

　　賈樟柯：其實當時我們有很充沛的資金，有幾個想做電影的朋友，我們主要想做三部分：一是線下日常電影的討論，就是面對面的討論，不是發個微博互相幫襯的那種。二是影展的資助，就是讓大家出去多走動走動，包括亞洲地區的釜山電影節跟香港電影節，能夠給大家一些補貼，能夠走動起來。三是電影的出版，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電影評論，文獻的整理，一部分是電影的翻譯。我覺得結果都做得很好，遇到最大的問題還是組織的問題，怎么去組織這件事情，同時我覺得我也遭受了很多的懷疑。因為大家覺得我自身是一個創作者的身份，你再做這件事情顯得很不得體。事實上，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基本上把自己想象成經過四年電影理論訓練的一個人，我真沒想到我是一個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