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箱操作：國資或被賤賣

　　為此次改制進行資產評估的機構，是黑龍江源升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但據原種場黨委書記李雁回憶，2008年，原種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別進行了兩次資產評估，最終用的是下半年源升評估公司的評估結果，“但是那6000多萬，怎么算出來的，我不知道，我們整個改制小組也不知道。”

　　頗為蹊蹺的是，2008年11月，道里區下派一名叫宗艷麗的會計進入原種場，接管了原原種場會計姚勝云的所有賬目。“她把我好多賬給沖銷了”，姚勝云表示，“然后不讓我管事了”。之后，宗艷麗的名字出現在了先發置業財務總監的位置上。

　　據源升評估公司出具的以2008年11月30日為基準日的資產評估報告，原種場的總資產為1755.15萬元，總負債2022.67萬元，凈資產為-267.53萬元。

　　李雁回憶，當時資產評估報告出來后，張明杰一個個找改制領導小組的成員簽字。“因為整個評估過程我們都不知道，我不簽字。”李雁說，“張明杰說，不能因為你一人影響改制工作。我說出了事誰負責。她說，她負責。我才簽了字。”

　　總資產1755.15萬元，這個評估結果引起了原種場職工們的質疑。“他們把我們很多資產都隱匿了，154萬平方米的國有土地只值這個價錢？”職工孫景峰認為。而在當時，原種場所在地段的土地使用權每畝價格約為100萬元，以此計算，原種場的總資產中，僅土地使用權一項的賬面價值就超過23億元。

　　據多名改制領導小組向《路標》君回憶，2009年9月1日，由張明杰主持的職工代表大會在新發鎮政府四樓召開，出席領導僅有張明杰一人。“當時張明杰宣布改制已經有買家了，但沒說多少錢賣的”，李雁說，“整個會議從召集人員到結束進行了不到20分鐘”。

　　當天下午一點半，張明杰在新發鎮政府三樓樓召開改制小組會議。“她在會上宣布，原種場主體已不存在，從現在開始東江公司進駐。現成立職工安置小組，組長就是她自己。所有賬本都由東江公司接手。”

　　職工王建峰回憶，張明杰還曾在會上表示，“改制和職工安置方案已經確認，給你們看也看不懂。”

　　而多名改制領導小組中成員均向《路標》君表示，自己未能參與改制方案的討論，也最終沒有看到改制和職工安置方案。多名職工表示，“只是在大會上聽了一下，沒有上墻（公示）。”

　　周治明、孫景峰等人十名職工因改制方案沒有公示拒絕簽字，但遭到了解聘。周治明回憶，“當時張明杰就指著我說，‘不簽，我就開除你’。”

　　在張明杰的鐵腕推動下，2009年7月17日，原種場資產掛牌整體產權轉讓，含職工安置費用標的底價是6160萬元人民幣。魏奇控制的東江科技以底價購得原種場整體產權。

　　那么，賣給東江科技的原種場整體產權中，是否包含賬面價值超過23億元的土地使用權？《路標》君為此走訪了相關主管部門與資產評估機構。

　　道里區農林畜牧獸醫局副局長于同彬稱，盡管原種場歸該局管轄，并且當時派駐工作人員進駐改制小組，但該局對改制一事并不知情，“是當時的主管領導張明杰具體整個改制和相關事項。”他表示，“現在人被抓起來了，整套材料都已經上交到市檢察院了。一切要等調查結果出來。”

　　道里區國資委也表示，對原種場改制一事并不知情。

　　負責此次改制資產評估的黑龍江源升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拒絕透露任何改制相關信息。

　　但在《路標》君獲得的一份由道里區農林畜牧獸醫局于2015年4月20日向先發置業出具的說明中表示，關于土地使用權歸屬及管理問題，在辦案機關未作出正式結論之前，原土地使用及管理仍維持現狀。

　　該份說明也提到，2009年8月24日，《哈爾濱市原種繁殖場產權轉讓合同》是由東江科技與道里區農林畜牧獸醫局及原種場三方簽訂的。

　　根據《路標》君獲得的兩份土地租賃協議，先發置業已擁有原種場土地的使用權。協議顯示先發置業曾將轄區內的375.18畝分兩次租賃給個體，租賃期一年，共計租金11.2554萬元。

　　無論以哪個標準考量，中標接盤原種場整體資產的東江科技都顯得可疑。按照哈爾濱產權交易中心公告要求，受讓方必須具備的資質是注冊資金不低于9000萬元；而東江科技注冊資本僅為50萬元。此外，公告還要求新組建的企業必須在道里區進行工商注冊和稅務登記；但東江科技的登記機關為道外區市場監督管理局。

　　“我們接觸了很多不錯的公司，不知道為什么最終選擇了東江科技。”職工孫景峰說。

　　東江科技一名參與原種場職工安置工作的前員工李雙告訴《路標》君，該公司很早就關注原種場了，通過公開競標獲得原種場整體產權，并包括原種場整體產權中所含154萬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不然（原種場）哪里值6160萬元？”

　　職工孫景峰曾在當地派出所看到當時的三方合同，其中有一句寫道，“本次轉讓包括廠房、辦公樓、設備和土地。”但職工多次索要該份合同未果。

　　規劃之變：農業項目變身地產項目

　　“當時張明杰還在會上強調改制之后，土地性質還是不變，企業繼續搞農業，將建設一些農業觀光園項目。”改制小組成員、原種場保衛科科長田景祥回憶，“她還許諾員工會被返聘，改制后的企業會幫忙繳納保險等”。

　　但是，種種許諾最終未能實現。據上述東江公司原職工表示，當時只是返聘了20余名員工，“那么多人，不是誰都能返聘的，是公司和職工雙向選擇”。

　　這十名遭到解聘的員工中，其中一名職工因患病無醫療保險治療，最終于幾年前上吊自殺。

　　2009年下半年，改制工作一結束，職工們便開始上訪，“我們區、市、省都去（上訪）了，北京（上訪）去了三次。”職工代表張國表示。

　　原種場的轉企改制與新發鎮的小城鎮開發迅速銜接。2010年年底，原本是原種場的耕地上便開始施工準備蓋樓。一開始工地只是掛牌“國家級試點新發鎮小城鎮施工現場”，之后圍上怡景森林城項目的廣告牌。

　　據前述東江科技前員工表示，當時獲得土地使用權后，東江科技試圖依托原種場下屬的新發蔬菜批發市場建設物流基地，還因此于2009年10月21日成立了一家物流公司。但是由于投資方的問題，計劃流產，隨后才進行了樓盤的開發。

　　2011年7月15日，東江科技的法定代表人魏奇控制的先發置業成立，注冊地點位于原種場招待所。先發置業作為開發商，取得了新發鎮小城鎮建設項目的開發權。

　　先發置業一名前職員透露，張明杰的親哥哥張明喆和侄子張宇也在該公司上班，張明喆擔任副總經理一職。另據原種場職工王建峰回憶，怡景森林城的農民工到先發置業辦公樓討薪，先發置業職員表示，“找張明杰哥哥去。”

　　張明喆與在《路標》君的電話通話中強調，自己是法人代表魏奇聘用過來的，“我是負責施工干活的”，并表示怡景森林城項目并非職工所反映的沒有手續，只是“沒全交（土地出讓金）”。他未就自己與張明杰的關系作出回應。

　　原種場能夠從農業項目變身為如今的地產項目，除了魏奇以外，還有一個關鍵方——哈爾濱工業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王建峰表示，出面協調整個小城鎮建設項目的是規劃設計方哈爾濱工業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王紹玉。另據原種場辦公室主任徐龍河表示，王紹玉在先發置業擔任總經理。原種場黨委書記李雁亦能在一些先發置業的文件上看到王紹玉的簽字。

　　哈工大官網顯示，王紹玉在2010年8月從哈爾濱市道里區新發鎮政府拿到科研項目“哈爾濱市道里區新發鎮城鎮化發展戰略規劃”，擔任負責人。

　　這不是張明杰同魏奇、王紹玉唯一的一次合作。根據《哈爾濱日報》2011年2月報道，道里區在該年將以都市旅游觀光農業為重點，拓展西部發展空間，開發建設長嶺湖新區、小城鎮示范區等項目。這兩個項目都隸屬于張明杰的分管領域。

　　據熟悉長嶺湖新區項目的人士透露，在新發鎮小城鎮示范區開始不久，長嶺湖新區的規劃也著手進行，“都是由市里頭安排市規劃局進行的，市規劃局則將項目交給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王紹玉，方案是王紹玉和張明杰商量的。”。

　　王紹玉在2010年12月就拿到了哈爾濱東方巴黎城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的科研項目“哈爾濱市道里區長嶺湖旅游風景區開發概念規劃”。而根據工商資料顯示，哈爾濱東方巴黎城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26日，法人代表為魏奇。

　　不過該規劃上報到哈爾濱市一級時未獲通過，“王紹玉的規劃龐大，注重旅游地產，還要建奧特萊斯等，對長嶺湖的改動非常大，和原先2003年注重郊野體驗的方案所相去甚遠”，上述人士說。

　　東方不亮西方亮。王紹玉的地產規劃才能最終得以在新發鎮項目得以實現。據李雁表示，王紹玉與張明杰被抓，僅一天之差。王紹玉涉嫌套取國家小城鎮建設資金。

　　哈工大建筑學院辦公室亦向《路標》君確認，王紹玉失聯已久。

　　落馬余波：被波及的家庭

　　2014年7月28日至9月27日，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黑龍江省進行巡視，職工代表張國聯合其他職工向巡視組遞交材料舉報張明杰。

　　當年9月，張明杰被免去發改委副主任職務。9月28日，在中央巡視組離開的第二天，松北區人民檢察院以犯罪嫌疑人張明杰涉嫌濫用職權罪向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報請逮捕。經審查，次日，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決定以張明杰涉嫌濫用職權罪對其逮捕。李雁稱，張明杰還遭到了“抄家”。

　　11月3日，張明杰被免去市城鎮化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職務。“就是小城鎮項目出的事”，一名新發鎮鎮政府官員透露。就在張明杰被抓當月，市紀檢委及市檢察院先后找李雁詢問關于原種場改制一事，“問改制方案是誰確定的，6000多萬（價格）是怎么算出來的之類的。”

　　原種場職工們表示，道里區政府主管農業的副區長關世勛在針對原種場職工的協調溝通會中提到，中央紀委第八巡視組將此案移交給黑龍江省紀委處理，而省紀委責成市紀委第五監察室、國家審計署、市公安局刑偵大隊三家牽頭調查張明杰涉嫌賤賣國有資產案。此案目前仍在偵查中。

　　在被捕半年多以后，媒體公布了張明杰與曲婉婷的母女關系。這位籍籍無名的處級官員開始進入輿論視野。

　　媒體曝光后的次日下午，曲婉婷在社交網站上發表回應：“我非常愛我的媽媽而且感到心碎。這磨難對我來說壓力很大，讓我幾乎每天以淚洗面。”并把社交網站頭像改為和母親幼時的合影。

　　而曲婉婷的男友加拿大溫哥華市市長羅品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應，“這是曲婉婷的私事，已經好幾個月沒有信息了，這段時間非常難熬。我也幾乎沒有信息。”

　　曲父是市園林局某公園一名非常資深的美工師。據同事們表示，曲恒在這個單位上班已經超過30年，但最近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曲恒平時為人低調，比較沉默，很少參與集體活動。

　　在曲婉婷位于哈爾濱通江街的家中，同一單元樓的鄰居對曲婉婷早已沒有印象。直到《路標》君提醒，一名鄰居才驚訝地表示，“天天在電視里瞅見曲婉婷，不知道就是老曲的女兒啊，只知道他女兒差不多初中的時候就出國了。難怪之前還聽他說曲婉婷去了黑龍江大學開音樂會。”

　　這是一棟已經使用10年的單元樓，住的大部分是市政府的公務員，“我們一起搬來的。”上述人士表示，“早幾年能看到張明杰，人很和氣，見面都會打招呼。但是這幾年都沒有見到她了，一直是曲父一個人住著”。另一名鄰居也表示，這幾年一直是曲父獨居于此，“他們家應該在其他地方買了房子”。

　　另一名較為年輕的鄰居表示，每年都就能看到曲婉婷回來，有時候是冬天，但今年還沒見到回來。在該鄰居看來，這是一個不錯的一家三口，“都是公務員，生活不會太差。”

　　曲婉婷在音樂領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后，終于與母親實現和解。在2014年母親節，她還在Instagram上表達對母親的祝福，“這輩子最想看到的美景就是你臉上因為我露出的笑容”。

　　至少在短期內，她無法再見到母親張明杰的笑容了。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職工作化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