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頻道在節目類型上基本上是全覆蓋了，這樣能有全方位的傳播。”張秀麗說。

　　“以情動人，但絕不會為情所困。我們不能給大家帶來一種印象，就是這個社會怎么會有這么多難的事兒和解決不了的問題。”

　　其實對撫順人來說，關于雷鋒的宣傳早已司空見慣。

　　雷鋒在1962年去世后，市政府只要有工作報告，每年必然會提到“學習雷鋒”，“甚至‘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2011年，隸屬于市委的“建設雷鋒城辦公室”成立，“完善了目標體系、責任體系和考核體系”。

　　如今，每到晚上，雷鋒頭像的路燈就在撫順的部分街道亮起來，雷鋒身著軍裝的形象，還會若隱若現地從市中心新建的萬達廣場霓虹燈上閃過。

　　可即使在這里，宣傳雷鋒精神也在面臨新的挑戰。

　　“現在人們慢慢把雷鋒精神淡忘了。”得知記者要去雷鋒紀念館，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

　　不久前，就在紀念館后面的一條寬敞馬路上，這名司機發現一位中年婦女倒在路中央的黃線處。天下著小雨，時而有超車的車輛急速駛過，“一不小心就軋著了”。可是始終沒有人扶起倒地者。

　　40分鐘后，這名司機等到了乘客，便駛了那里。

　　“我是不敢扶，現在訛人的太多了。”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機說，“就跟小品里那樣，原來是開大奔的，扶了幾次人之后，改騎自行車了。”

　　在電視臺干了29年的朱義奎也感覺，“現在講奉獻的人少了”。但他認為，“社會挺復雜，媒體的引領作用很重要，我們如果天天在網上播正能量的東西，老百姓就關注正能量多一點。”

　　“如果大家都講奉獻，誰不愿意生活在那樣的社會？小孩兒放出去不用管，沒有大人看著。”已經步入中年的他感嘆，“社會還是需要提倡正能量和核心價值觀的東西。”

　　一個在雷鋒頻道滾動播出的短片則稱，雷鋒頻道的開播“以傳媒主渠道的力量，發出了撫順人學習雷鋒的最強音”。

　　作為《最美身邊人》的制片人，朱義奎在傳播正能量的同時也會被身邊的人質疑。首先提出的一個疑問是，“撫順有那么多好人好事兒讓你拍？”

　　對這種質疑，他有自己的理解，“我覺得好人不一定都是勞模、楷模，身邊到處可以找到好人。”

　　那些被選入他節目的好人，大多來自于市總工會、婦聯、團委以及各區縣宣傳部的推薦，并且數量并不少，“因為現在都在打‘好人’這張牌”。然后，他再從中挑選“有動情點和比較好展現的故事”。

　　只是讓朱義奎苦惱的是，各部門“推薦的人物雷同的特別多”，“雖然說名字不同，但事兒都是一樣的”。

　　本來計劃日播的《最美身邊人》，在開播時變成了每周兩次。而為了讓觀眾更愛看，朱義奎還盡量設置一些故事情節，用紀錄片的形式展現。有時候，由于人手不夠，無法按照紀錄片的操作進行長時間跟拍，“只好讓采訪對象把做過的事情重做一遍”。

　　另一檔節目《與愛同行》，除了挖掘展示當地的志愿者活動外，還增加了“圓夢”的功能—通過微信平臺征集心愿，然后播出，向社會尋求愛心人士的資助。

　　這些心愿也要經過一定的篩選。節目開播至今，曾經播出的心愿包括“幫助失散19年的孩子找媽媽”、“幫助肢體殘疾卻堅持文學夢想的人找老師”、“幫助照顧重病父母的農民工子弟換窗戶上的玻璃”。

　　“我們是以情動人，但絕不會為情所困。社會中有很多困難群體，我們不能給大家帶來一種印象，就是這個社會怎么會有這么多難的事兒和解決不了的問題。”張秀麗說。

　　所以，她給頻道節目定的一個規則是，“不因困難而感動，只因堅守而喝彩。要呈現那些困難當中積極向上的人和他們想走出困境的執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