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念

　　對性的理解太狹隘

　　新京報：據(jù)你了解，性作為一門學科，全國或湖北開設類似研究方向的高校有多少？

　　彭曉輝：人類性學研究方向只有我這里有。性社會學研究方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教授，還有中國社科院的李銀河教授。在北京大學醫(yī)學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學研究方向。

　　新京報：性學領域的科學研究，現(xiàn)在國內發(fā)展的程度是什么樣的？

　　彭曉輝：自生自滅。完全是靠當事教授們在專業(yè)領域的研究水平和興趣來決定，少有高校有關當局主動有意識地組織老師來研究和開設性學課程。

　　新京報：國外呢？

　　彭曉輝：瑞典1933年就在小學開了性教育課，上世紀60年代就入法了，幼兒園都要開性教育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新京報：國內的瓶頸是什么？

　　彭曉輝：性教育難，難在“老大攔”。國家有法規(guī)，要在中小學開展性教育課程，但國內各個中小學校長沒這個意愿，因為應試教育升學不考這門課，另外就是社會的反對聲音，學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光有法規(guī)不夠，還得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出臺，比如落實督導，甚至一票否決，你學校不開這門課或者開得不好，就不合格。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現(xiàn)在社會對“性”的認知水平？

　　彭曉輝：我曾說中國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標準是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規(guī)范和科學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廣，但社會對性的理解太狹隘，這與我們固有的觀念和主管部門的態(tài)度分不開。因為政策上的不鼓勵，小巷子里的成人用品店大多是在夾縫里生存，起的名字也很隱晦，但實際上全世界70%的性用品是在中國生產(chǎn)的；法律上禁止做避孕套避孕藥的廣告，但卻不禁止流產(chǎn)廣告，這種本末倒置的規(guī)定，本身就制約著社會對性的認知水平。

　　新京報：性教育的發(fā)展程度與社會對“性”的認知程度應該是既相互影響，又相互制約，怎么來解決這個矛盾？

　　彭曉輝：性教育的程度低，認知程度就不會高，反過來也是一樣，這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好在經(jīng)過這些年，這些問題可以拿到臺面上來探討了。在性教育上，我們有和性學有關的課程與研究方向，在知識普及上有性文化節(jié)和相關的講座，只有從這兩個渠道同時進行，矛盾才能解決。

　　文化普及

　　平常對待“性”才是最好的狀態(tài)

　　新京報：除了在課堂上，你還開微博講“微性學”，也參加講座和性文化節(jié)，這其中是被迫為性正名更多，還是主動普及性文化更多？

　　彭曉輝：都有。這次廣州性文化節(jié)是邀請我去的，我也很愿意借這個平臺表達我的聲音，我不要報酬，29日我在武大還有一場講座，也是義務的；也有被動的，比如開微博，2011年我在南京師范大學講座，觀點被媒體誤讀成“遭遇性侵犯女性應主動遞上避孕套”，被扣上了“遞套教授”的帽子，沒辦法才開微博澄清我的原話。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自己20多年研究性學的經(jīng)歷？

　　彭曉輝：研究性學的過程很艱辛，不像其他領域那么通順，性學研究和性教育會受到這么多質疑，但這些質疑和攻擊也磨練了我，讓我更清楚地看到了這門學科的價值。人都說50歲知天命，我今年虛歲58，還有兩年多就退休了，起碼回頭看看覺得值了，沒白過。

　　新京報：因為努力起到了一些效果？

　　彭曉輝：中國的性文化這些年還是在進步的，性文化節(ji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然這不是我們從事性學研究的直接影響，應該是一種間接的，我們從事科學研究，出版學術著作，參加講座，這些應該間接推動了很多人對性的認知。

　　新京報：你期望實現(xiàn)的改變是到什么程度？

　　彭曉輝：什么時候記者們不再圍著我轉，那就正常了。如果人們對待性更加平常，那才是最好的狀態(tài)，才是一種進步。

　　新京報：作為性學專家，你眼中的性是什么樣的？

　　彭曉輝：性本身是自然存在，是中性的，不取決于人對它做出的主觀判斷，但對于性的認知，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淫者見淫。

　　我曾說中國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標準是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規(guī)范和科學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廣，但社會對性的理解太狹隘，這與我們固有的觀念和主管部門的態(tài)度分不開。 ——彭曉輝評價現(xiàn)在社會對性的認識

　　新京報記者 賈鵬 湖北武漢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