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的《東京朝日新聞》以《清國水兵現象》為題，報道了觀看北洋艦隊的感受：“以前來的時候，甲板上放著關羽的像，亂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難聞之極。甲板上散亂著吃剩的食物，水兵語言不整，不絕于耳。而今，不整齊的現象已蕩然全無，關羽的像已撤去，燒香的味道也無影無蹤，軍紀大為改觀。水兵的體格也一望而知其強壯武勇。”

　　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橫濱港內的定遠艦上舉行招待會，邀請了包括國會議員和記者在內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登上定遠參觀的日法制局長宮尾崎三郎后來回憶，定遠號艙內非常干凈，不亞于歐洲軍艦。他還記敘道：“同行觀艦者數人在回京火車途中談論，謂中國畢竟已成大國，竟已裝備如此優勢之艦隊，定將雄飛東洋海面。反觀我國，僅有三四艘三四千噸級之巡洋艦，無法與彼相比。同行觀艦者皆卷舌而驚恐不安。”

　　日本輿論也大力渲染國內“對強大的中國艦隊的威力感到恐怖”的社會心態，如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談及北洋艦隊時也感嘆道：“艦體巨大、機器完備、士兵熟練，值得一觀之處頗多。”

　　一流輸二流

　　相比5年前在長崎的遠觀，這一次與定遠艦從內到外的“親密接觸”，讓日本軍方深感羞愧和刺激，隨之掀起了超常加速擴充其海軍軍備的又一波高潮。就在明治天皇接見來訪的北洋海軍軍官前一天，日本內閣提出了5860萬元的海軍支出方案，獲得國會通過。

　　1892年，日本內閣又公布了建造10萬噸軍艦的計劃，經天皇許可很快得以落實。1893年，明治天皇發布敕諭：此后6年間，每年再從自己的私房錢中撥出30萬日元，并從文武官員的薪金中抽出1/10，作為造艦費繳納國庫。就在這一年，知恥而后勇的日本海軍已有各種軍艦55艘，彈藥儲備超出了一次對華戰爭可能消耗掉的數量，迅速成為一支可與北洋艦隊相抗衡的海上力量。

　　1891年訪日期間，北洋艦隊一些軍官注意到了日本海軍的高速發展，暗生危機感。右翼總兵劉步蟾向丁汝昌力陳：我海軍戰斗力遜于日本，添船換炮刻不容緩。丁汝昌也上條陳，認為北洋艦隊有些艦艇已經老化，機器運轉不靈，艦隊在航速和射速上落后于日本，請求增購艦船。

　　然而，在日本風光一時的北洋艦隊，出訪歸國后卻迎來了當頭一棒：清廷戶部以財政短缺為由，壓縮海軍經費，兩年內禁止北洋水師購買外洋槍炮、船只和機械，連補充裝備的費用都不撥給。

　　一流艦隊停滯不前，二流艦隊高速趕超，中日兩國海軍的差距迅速被抹平。連一直對北洋艦隊的實力引以為傲的李鴻章都喪失了自信。在他看來，北洋水師勉強可以自守，戰于境外，即便遇上日本，也勝算難保。

　　悲劇的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北洋艦隊沒有敗在海上，卻全軍覆沒于威海港口，比李鴻章最壞的估計還要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