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體制改革”

　　北青報：北青報記者在采訪“走廊醫生”事件中發現，無論事實如何，“走廊醫生”蘭越峰還是被很多網民追捧，對她的處理也被認作是貪腐者“報復”的加劇。這怎么解釋？

　　鄧利強：毋庸諱言，“過度醫療”確實有一定的普遍性。民眾覺得蘭越峰的說法符合自己的日常體驗，所以傾向于相信她是“醫界良心”。

　　個人認為，醫患關系之所以發展到今天的緊張局面，與政府對醫療的投入不足、醫療衛生立法的搖擺、媒體以保護患者為初衷導致的醫患關系撕裂等諸多因素都有關系，而首當其沖的，就是政府對醫療投入的不足。

　　從表面看，我國醫療占GDP的比重與世衛組織最低4%的規定相差不多，但我們醫療支出的來源、分配比例出現了問題。老百姓看病貴，即使有醫保，也要求個人有較大部分的支出，作為個人額外支出，顯然會增加老百姓的經濟壓力。

　　政府投入不足還表現在，經過三次醫療改革后，醫院、醫生養活自己的方式，主要不是來源于政府支出，而是來源于醫療行為的收入。而醫療行為的收入，主要不是靠醫生的知識和技能獲得的收入，而是來自于賣藥和使用醫療器械。

　　北青報：尖銳的醫患對立似乎是越來越突出。

　　鄧利強：這和我們立法過程中的前后搖擺、朝令夕改有關。

　　我國對患者的權利保護經過了痛苦的過程。1987年《醫療事故處理辦法》雖然是國務院頒布的，但行業保護的色彩很濃；醫患間在醫療糾紛發生后，尖銳矛盾開始出現。媒體也及時地捕捉到了社會熱點，引起全社會對此問題的關注。1998至2000年，每周都會有大篇幅關于醫療糾紛的報道，立足點都是負面的，醫患關系甚至成了大眾對社會問題不滿的發泄點。在此情形下，最高法在2001年底出臺了以保護患者為初衷，但法律邏輯存在問題的“舉證責任倒置”。而2009年12月頒布的《侵權責任法》，又取消了“舉證責任倒置”，使醫療衛生立法滯后于社會期待，很多媒體又將其解讀為立法上的一次“倒退”。

　　北青報：在當前復雜的情況下，媒體該如何更好地進行醫患報道？

　　鄧利強：醫療是比較專業的行為，報道需要專業的判斷能力，報道者可以求助專業人士，可以綜合列出各方意見，唯獨不能選擇性臆斷。

　　報道者更應該關注的是醫療體制應該怎么改革。只有進一步深化醫改，才能在根本上消除醫患相互惡意揣測的土壤。

　　醫學界尊重媒體的監督權，但在當前醫患關系緊張的特殊環境下，希望媒體的報道將醫患關系帶回到冷靜、理性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