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3月17日清晨，身居兩江總督高位的曾國藩接到中央之寄諭，深諳宦海秘道的文正公，發覺“首行軍機大臣之上少‘議政王’三字”，頓感“若非生死大變，則必斥逐，此事關系絕大，不勝悚懼”。他趕忙修書一封，囑咐養疴家中卻急欲再起的曾國荃“閉戶一二年”，暫緩出山。果不其然，數日后，恭王被罷黜一事傳遍政界。

　　更令湖南諸雄“戰栗之至”的是，憑彈劾恭王一折成名的蔡壽祺，起先曾羅織“挾重貲而內膺重任，善夤緣而外任封疆”之罪名參了湘軍重鎮、陜西巡撫劉蓉一本，順帶言及曾氏兄弟、郭嵩燾、左宗棠等多人。聞此驚雷，時隱居湘中的郭嵩燾大罵“天下乃有此狂悖善噬之人，于時為妖矣！”而正忙于贛閩軍務的左宗棠也按捺不住，指斥“蔡壽祺前疏意在推倒一時豪杰，可駭可笑”。

　　區區一編修，竟挑戰擁兵百萬之湘軍，豈不可笑？然考慮蔡已扳倒恭王之事實，曾、左、郭等又不禁駭懼此乃慈禧意旨，莫非昔日縱橫天下之“湖南幫”危矣？

　　“風聞奏事”

　　若以“疑懼”形容彼時“湖南幫”之情緒，那么中央的眾多京官則多持“好奇”的看客心態。譬如出自名門世家的狀元郎翁同龢，三月初九一早入內參加翰林院京察，不出意料地輕取第一。然其并未洋洋自得，而是仔細查閱名單，“次之者孫詒經、徐桐、李祉，余皆俸深編檢，蔡壽祺其一也。”翁氏關注之前籍籍無名的新晉講起居注官編修蔡壽祺，與其說是看重其人，毋寧說是驚嘆于臺諫言官“風聞奏事”的威力。

　　臺諫制度，自古有之，且代代皆有遞嬗損益。臺諫本來互不統屬。所謂“臺”，一指御史臺，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另有柏臺、烏臺、霜臺、烏府等別稱。二指臺官，即御史。秦代專設御史大夫官職，位列三公之一，“凡丞相有缺，則御史大夫以次序遷”，其權限乃監察包括丞相在內的百官。漢因秦制，御史大夫仍位列三公，“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降至唐代，御史制度出現較大變動，始設十道分巡、六部分察，委派專員組成巡視組赴地方甚或基層去稽查官場積弊，督促事務開展。故明之巡按御史，清之巡察御史、十五道監察御史，均濫觴于此。

　　與臺相對，自然是諫；與御史輝映，則是給事中。秦時設立諫議大夫、給事中，言諫體系逐漸形成。

　　按民國學者高一涵先生的觀點，清代之前，“言官與察官本是分立的。諫官司言，御史司察；諫官掌規諫諷諭，獻可替否，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紀綱；諫官監督政府，御史監督官吏”，御史是上對下的監察糾禁，諫官是下對上的匡正建議，彼此因互有職司，亦相互監督，故彼此循例不相往來。

　　然畢竟制度由人而設，終因人而革。雍正元年（1723），實現臺諫合一。之所以進行這等制度變更，雍正給出的理由是“延論紛囂,給事中以無所隸屬益得態情自肆”，民間學者仲永檀對此政策的解讀為“明季言路與政府各分門戶,互相擠排,綱紀度以大壞”，故朝廷反思明代臺諫亂象，以期借助機構裁并來避免臺諫職能重復、減少過度諍諫的情形。說穿了，雍正若要抓權，就必須讓那些御史、給事中們閉嘴。于是，言官的諫諍權自此大幅縮水，成了君主虛懷納諫的點綴，皇帝的意志才是衡量言官稱職與否的終極標準。

　　即使權限備受掣肘，但清代言官們尚有一項看家本領：“風聞奏事”。此制肇端于南北朝之際，“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 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換言之，對于官員的篡權、貪腐、瀆職甚至生活作風等問題，言官可以事先不核實, 但凡聽到一絲半毫風聲,便可興師問罪，提出彈劾，至于被彈劾者正式處分或定罪,則需相關部門事后調查核實。因此，在制度設計上，言官往往僅是政治糾彈過程的觸發者，除非御史被要求取證，或御史再次就事件進行糾彈，否則便不再與該事件產生關聯。故在整個權力結構中，言官為皇帝實實在在的“耳目”之官，雖負糾彈之責，卻無處置權力，起到“專務摭拾浮文,陽達建言之名,陰行箝制之利,使封疆大吏,望風生畏,內外官僚,動成水火”之效。

　　因此，在皇權的羽翼下，言官只負責“埋雷”，卻不需“排彈”，這勢必易形成浮言橫行的狀況。更加微妙的是，由于言官的彈章極具爆發力，經常于無聲處響驚雷，這一制度特征，非常適合充當政治角力下的破局角色。縱觀晚清以降的政海變幻，原本暗藏于幕后的權斗潛流，往往因言官的奏彈而暴露臺前。無論言官們是無心插柳，或經人授意，其彈劾之舉所呈之破局作用，時常引來政壇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成為政治勢力消長的導火索。

　　曾一度勵志于反腐大業的嘉慶皇帝對言官諍諫之利弊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他希冀“言官洗心滌慮，大公無私，常存以言事君之誠，盡屏取巧謀利之偽，作天子之耳目，為朝廷之腹心，上章進諫，置禍福于度外”。然而言官也是人，其品行高下、欲望強弱、訴求大小、利益多寡、派系有無各具千秋，況且身處波云詭譎之宦海，四方風行，八面潮涌，若不站隊，遲早遭人摧折，故聞“峰”（上峰）奏事者不在少數。蔡壽祺便是典型。他深知：恭王功高震主，已是西后眼中釘，二者必有殊死一搏；湘軍勢頭太盛，漸成滿人肉中刺，急需扼其尾大不掉。于是，蔡氏連上兩折，一折誣告湖南幫，一折罷黜恭親王，可謂皆合西后心意。待將恭王收拾停當，慈禧便騰出手來考慮如何處置“湖南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