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預加強國企監管權力膨脹

　　中部地區一位國企負責人說，前幾年地方政府為了發展L E D產業，有意引進一家民企項目，但因這家民企提出要和地方國企合作。“市領導找到我們，但當時我們就調查發現項目存在巨大風險，無奈‘上面發話了’，只能硬著頭皮上，結果中途為了止虧還是退出了。”

　　這位負責人坦言，這樣的項目往往是搞好了皆大歡喜，搞不好就會給企業造成嚴重負擔和國有資產流失。“我們的‘烏紗帽’都是‘上面’給的，誰敢不聽話？”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各地采訪發現，不僅黨政部門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決策的案例屢見不鮮，企業的人事安排也有為個人謀福利之虞，甚至把國有企業當作另一個“錢袋子”和創造G D P的工具。

　　河南省國資委主任肖新明坦言，一些政府部門仍把國有企業看作政府的“附屬物”，把企業當做安排干部、辦福利的平臺；國有企業如果不從政府的“附屬物”中解放出來，就很難成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這是問題的關鍵，也是改革的重點和難點。

　　黨政部門影響企業的另一個重要方式是人事任免，不少國資監管部門負責人和企業負責人對此有不少質疑：在央企層面，曾經的196家央企被劃分為“53家”和非“53家”，“53家”的“一把手”由中組部任命，其余由國務院國資委任命。在地方國企層面，普遍存在“重點企業”與“非重點企業”的區別，個別地方還將原已下方給國資委的“重點企業”人事任免權收回到組織部門，引起“走回頭路”質疑。

　　國務院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表示，當前他對國企改革最大的擔心是走回頭路，再回到政府直接管企業的老路子。國務院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也表示，當初設立國資委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隔開黨政部門與企業的關系，但現在“三分開”不僅沒有執行到位，黨政部門還越管越多，這就容易把企業管死，十幾年的功夫就白費了。

　　“國資委有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職能，但是管哪些人、哪些事、哪些資產沒有明確的界定。近幾年來國資委越管越多、越管越偏、越管越細的趨勢非常明顯，如果都讓國資委管了，我們企業負責人還有什么好管的呢？”一位央企負責人說。

　　這家央企在對公司管理事項進行梳理后發現，需要國資委管理的事項有39項之多。“企業被五花大綁，過多的精力用于應付‘上面’，哪有足夠精力琢磨企業經營？這些事項中，究竟有多少是國資委有能力管、有必要管的呢？”

　　一位國務院國資委退休干部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國資委確實沒有注意出資人行為邊界問題。特別是現在監管體系比較完備了，各個廳局都想通過增加管理事項和考核來彰顯自己的權力和政績。“央企的情況千差萬別，怎么能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這些人有幾個是在企業干過的？有幾個真正懂企業經營的？這樣管只會把企業管死。”

　　另一位企業負責人則表示，“‘上面’怎么考核我們，我們就照搬模式考核‘下面’，至于考核是否合理，我們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只能跟著考核‘指揮棒’轉，想方設法完成考核任務。”

　　與此同時，不少企業負責人和專家認為國資委還存在該管的事情沒管好的問題。比如央企考核，一直沒有規模偏小的企業獲得A級，這樣的考核結果難免引起質疑。

　　不僅如此，由于企業監管職能并非完全由國資監管機構承擔，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定、人事任免、紀檢監督等職權都散落在其他部門，這些部門出臺的一些政策措施更脫離企業實際，監管機構沒有能力討價還價只能執行，使企業監管出現偏位，監管機構和企業都怨聲載道。

　　此外，各種監督檢查也讓企業疲于應對。以央企為例，目前常態化的監督檢查包括紀檢監督、監事會監督、財務監督等，還有非常態化的審計監督、巡視監督。監督檢查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復檢查，既浪費監督力量，也給企業增添了不少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