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個時代的課題：一方面，我們要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十八大提出了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如何做到這兩者有機融合？國企改革承擔著破解這一課題的時代使命。目前，國企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問題漸次顯現。為探究國企改革正確方向和路徑，展現國企改革波瀾壯闊的實踐，本報從今日起推出“國企再造”系列報道，從市場使命、路徑選擇、風險阻力和治理變革等多個維度深入剖析國企改革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和難點，從實踐的角度探討破解之策。

　　審計署6月20日發布了11戶國有企業2012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果公告。截至5月31日，相關企業制定完善規章制度1194項，對190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其中廳局級干部32人。

　　公告顯示，問題主要集中在有的企業執行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不到位；有的企業部分投資項目存在論證不充分、程序不合規的問題；有的企業財務管理不夠規范；有的企業內部管理存在薄弱環節，違法違規問題仍然存在。

　　類似的國企腐敗遠不止這些。專家指出，近來頻發的國企腐敗案，無一不和公司治理失范有關，凸顯國企一股獨大、三會不分、一言堂、管理層考核和任命“官員化”等公司治理弊端。國企“去行政化”改革勢在必行。

　　腐敗高發國企官有化、權貴化

　　公開資料顯示，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僅2013年就有31名國企高管落馬，涉及石油、鋼鐵、煤炭、電力、通信、航空等多個領域。今年已有包括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王俊國等多名國企高管接受調查。近年來，國企腐敗在各類職務犯罪中所占比重不斷擴大，在廣東省，這一數字甚至接近50%。

　　各地近年來發生的國企高管貪腐案件，當事人不少都是企業“一把手”。如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李培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陳同海，四川移動董事長、總經理李華，廣東電網總經理吳周春等。

　　據東北師范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柏維春統計，國有企業腐敗涉及挪用公款的案例中，2010年一人涉案5.8億元人民幣，2011年一人涉案7.9億元人民幣“一把手”腐敗造成的國資流失非常嚴重。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認為，集體腐敗多是國企腐敗區別于其他腐敗的一大特點。尤其是處于壟斷性行業的國企，通常可以“感召”中層以上干部，形成利益集團和攻守同盟，發現時往往倒下一大批。

　　例如，在古井集團腐敗窩案中，先后有10多名高管被查處，受賄時間跨17年，涉案金額從數十萬元到上千萬元不等。在中石油腐敗系列案中，目前至少已有45人被調查。

　　國企高管腐敗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審批、審核、業務發包等權力，在決定業務承接方、聘用服務方中收受業務單位或個人的賄賂。在經營管理業務過程中，通過虛增購銷環節、虛增業務費、虛構承租人等方法侵吞公款。還有一些高管利用國企改制，虛構事實隱匿國有資產，改制后再予以侵吞。最近兩年還出現了涉嫌內幕交易、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等新的表現形態。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認為，某些國企蛻變為官有化、權貴化，實質上是一種極端的私有化，而且是一種不付成本、不擔風險的私有化，既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又是最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

　　有關專家認為，國企腐敗之所以頻發，重要原因就是改革不到位、產權不明晰、內部制衡缺失，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緩慢。

　　柏維春認為，由于國企“去行政化”改革滯后，現有國企高管不少人與黨政機關之間有著類似“臍帶”的關系，“亦官亦商”，存在權力尋租的雙重風險。一方面，國有股份一股獨大，企業內部管理行政化、機關化色彩濃重，極易形成“一把手”開設“一言堂”；另一方面，一些國企的高管享有地方行政級別待遇，“接受地方政府監管”往往流于形式。

　　一位國企高管說，目前對國企“一把手”的監督，多半是行政和黨紀的監督。事實上，這種監督很軟。紀委書記理論上可以監督董事長，但兩者是上下級關系，實際上不可能很好地監督。外部董事理論上也可以對董事長起到制衡作用，但由于外部董事的獨立性不夠，對于沒有明顯瑕疵的方案，一般不會提反對意見。

　　“真正的制衡，應該是市場化的制衡。”華誼集團財務總監常清認為，如果企業不是國有股一股獨大，而是有不同所有制的股東互相制衡。其他股東為了自身利益，肯定會竭力阻止高管的腐敗行為。

　　目前，對國企高管的監督基本處于上級監管不到位、內部監督失效、公眾無法監督的真空狀態。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說，近年來發生的集團領導腐敗案幾乎都是通過外部監管發現的。一些國企高管稱，盡管不少國企都設有審計、紀檢部門，但多是針對風險點制定一些工作流程、控制環節，用于防控風險，監督作用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