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 魏后凱 蘇紅鍵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李鳳桃

　　進城落戶、子女教育、房屋租住、社會保障、看病買藥……近年來，對于約2.4億進城農民工而言，這些看似再平常不過的生活，實現起來卻那么難。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城鎮化就是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主要是農民工的市民化。根據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人口與就業年鑒等相關數據，2012年，我國城鎮約有2.4億的農業轉移人口，占城鎮人口的1/3，其中約有1.56億的外來農民工，約占農業轉移人口的65%，其余為本地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他人口。

　　農民工市民化就是指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人口，在經歷城鄉遷移和職業轉變的同時，獲得城鎮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鎮居民各項社會福利和政治權利成為城鎮居民的過程。

　　不過，農民工市民化并不等同于取得城鎮戶籍，其更深層次的要求，是農民工在取得城鎮戶籍的基礎上，在政治權利、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市民）同等待遇，并在思想觀念、社會認同、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的過程。

　　因此，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2013年3月，《中國經濟周刊》與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聯合發布《中國城鎮化質量報告》并推出全國286個城市的城鎮化質量排名。

　　今年，根據最新最準確的2012年數據，我們再次聯合發布《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2012）》，用數據分析展現農民工現階段在公共服務、經濟生活、文化素質、政治權利四大方面的基本情況。

　　此次評價，由于政治權利方面的數據比較缺乏，因此在評價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變化時，政治權利指標不考慮在內。最終數據顯示，其他三大項可得數值的指標總體得分比2011年下降了0.47個百分點。2012年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止步不前。

　　農民工市民化總體進程：

　　2012年止步不前

　　目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究竟如何？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城鎮化質量評估與提升路徑研究》課題組（下稱“課題組”）曾采用2011年數據，對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進行了評價研究。結果表明，2011年，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為39.56%。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2013）、《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0—2013）及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等最新發布的權威數據，《中國經濟周刊》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對2012年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進行跟蹤評價。

　　這個評價體系分為政治權利、公共服務、經濟生活條件、綜合文化素質四個大項，共17個分項，構建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綜合指數”。各項指標以2012年城鎮居民相關指標的平均值為“標準值”，以農民工相關指標的平均值為“測算數值”，以“測算數值：標準值”，得出農民工市民化各指標的“進程”值，用以評價農民工在市民化各個方面與城鎮居民的差距。

　　總體來看，2012年中國農民工市民化程度綜合指數為39.63%，比2011年小幅上升0.07個百分點。綜合指數涵蓋的17分項指標，除4項數據缺乏、2項數據沒有新數據外，其他11個分項指標中，6個上升，5個下降。

　　四大項指標中，由于政治權利指標下列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參與社區管理”兩個分項指標數據缺乏，“黨團員中參加黨團組織活動比重”分項缺乏新數據，因此在分析近幾年綜合指數變化并進一步了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時，該項指標應予以剔除。

　　分析2009—2012年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在公共服務、經濟生活、文化素質三大方面，各項按權重測算得出的結果顯示，前三年總體按照每年1.5個百分點的速度向前推進；但到了2012年，總體進程卻止步不前，甚至降低了0.47個百分點。

　　公共服務：

　　農民工是城鎮居民的44.49%

　　公共服務指標分為“子女接受公辦教育比重”、“簽訂勞動合同比重”、 “住房保障”，以及“城鎮社會保險參與率”（包括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共8個分項指標。

　　2012年，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公共服務方面，農民工與城鎮居民的比值為44.49%，比2011年的45.20%反而降低了0.71個百分點。

　　與城鎮居民最接近的只有工傷保險參與率。2003年出臺的《工傷保險條例》使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參與率“表現最好”，2012年為24%，與城鎮人口工傷保險參與率（26.71%）非常接近。

　　在養老和醫療保險方面，由于養老和醫療保險的接續、流轉、異地結算等制度問題沒有解決，導致農民工的城鎮社會保險參與率整體較低。2012年，農民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的參與率分別為14.3%、16.9%、8.4%、6.1%，而同期城鎮人口的參與率分別為42.75%、75.36%、21.39%、21.68%，差距很大，前者與后者的比值分別為33.45%、22.43%、39.27%、28.14%。

　　數據證實，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參與率從2011年到2012年只表現出小幅增加的趨勢，增幅均低于往年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隨著農村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的不斷完善，不少農民工選擇在農村參加社會保險，從而降低了相關保險參與率的增幅；另一方面，農民工參保意識不強，且缺乏維權意識，雇主企業也缺乏積極性，從而導致農民工社會保險參與率較低，并推進緩慢。

　　在農民工子女教育方面，隨著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將農民工子女公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提升到了法律層面，隨遷子女進入城鎮公辦學校的比重逐步上升，2010年以來基本穩定在80%左右。但考慮到有50%左右的留守兒童在老家接受教育，農民工子女在輸入地接受公辦教育的比重在2012年大體達到40.08%，比2011年（39.2%）有所提高。

　　農民工子女在其打工所在地入學難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城市教育資源緊缺導致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學校往往需要家長提供各種證明材料、收取借讀費或者以招生額度已滿等為由拒收農民工子女入學；二是義務教育“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政策導致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難以落實，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很難享受“兩免一補”政策。

　　此外，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重也僅達到43.9%。而住房保障方面，由于缺乏數據，該項進程推進情況未被計入綜合指數之中。